责任承担者、政治拯救者和道德楷模。其实，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即使也可以有这样一些承担，但这些承担并不一定要依靠知识分子，也可以依靠像拿破仑、汉高祖和宗教圣徒这些人来做的，甚至每个普通老百姓，也满可以自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惟有追求真理，才是知识分子自身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只有这样，他才能以自己独特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方式，为“天下兴亡”作出自己的贡献。
应当说，我所主张的这种纯学术立场本身就是从西方哲学中吸取来的。我曾在《思辨的张力》的导言中谈到学术本身的价值，说“这种价值从本质上来看，应是超越时代、国界和个人生命的。这就是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名义所表达的对人类精神价值之永恒性的信念。仅就这种超然于有限事物之上的崇高信念而言，我愿与黑格尔认同”。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谈的决不是地上的现实事物，而是一个理念世界，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的蓝图；他的《精神现象学》虽然讲的是“意识的经验科学”，但其中没有谈到任何一个经验事物、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姓名（这也是这本书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他在描述这些对象时人木三分。因为他要讨论的其实不是这些事件和人物，而是这些事件和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普遍精神的层次结构，历史的经验事实只不过是这个普遍结构在时间中的个别实例而已，它们的具体所指和存在是应当放进“括号”里存而不论的。这里面已经隐含着后来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要素了，按照胡塞尔的想法，只有把现实生活放进括号里加以悬置，那超越现实事物的普遍真理才能现身（或被“还原”）出来。但胡塞尔本人曾指出，现象学是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憧憬，甚至是全部西方哲学史追求的目标。的确，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就力图从现实事物中发现普遍的逻各斯、理念和不变的实体，从历史和经验中寻找永恒的真理。两千多年的努力在胡塞尔那里被提纯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学方法，它一方面为学者限定了视野，不谈放在括号中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它才为学者打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新视野，即不受括号中的东西的限制而上升到一个纯粹学问和真理的层次。这就是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高于所有东方民族的测量术和算术的地方，也是近代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打破中国国门的锐利武器。只有暂时不谈括号中的东西，才能最终制驭括号中的东西。我们现在应该醒悟到，中国人吃亏就吃在过于实用、近视和急功近利上，结果我们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在危急关头反而没有半点用处，只知“闲来无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我们自己把自己限定在括号中，还美其名曰“内在超越”，实际上是丧失了真正的超越精神。
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国旅行
康德1724年4月22日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今天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一个马鞍匠家庭，家人都是虔诚的新教徒；1740年进入哥尼斯堡大学攻读哲学，1745年毕业；从1746年起康德去一个乡间贵族家庭担任家庭教师四年；1755年康德重返哥尼斯堡大学，完成大学学业，取得编外讲师资格，任讲师15年；1770年康德被任命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1786年升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1797年辞去大学教职；1804年2月12日病逝。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期间先后当选为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科恩科学院和意大利托斯卡那科学院院士。康德终生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
康德的生活十分有规律，以至于当地居民在他每天下午3点半散步经过时来对表。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有规律的生活方式，康德很少受到疾病的折磨。不过康德是一个非常好交际的人，十分健谈，经常邀请客人与他共进晚餐。
康德的一生可以以1770年为标志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后期则主要研究哲学。前期的主要成果有1755年发表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其中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在后期从1781年开始的9年里，康德出版了一系列涉及领域广阔、有独创性的伟大著作，给当时的哲学思想带来了一场革命，它们包括《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三大批判”的出版标志着康德哲学体系的完成。
政治上，康德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支持法国大革命以及共和政体，在1795年他还出版过《论永久和平》一书。康德晚年已经以一名出色的哲学家闻名于世，他去世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康德哲学的中国命运
自从梁启超1903年在《新民丛刊》上连载《近世第一大哲康德的思想》，首次向中国人全面介绍康德哲学以来，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一百年来，康德哲学不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波涛中，在30—40年代的民族危机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思想批判运动中，以及在最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中，都从来没有被长期冷落过，而是周期性地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尤其在今天，当我们真正面向世界与国外的学术思潮进行交流和切磋时，我们发现在现代西方哲学各种五花八门的思潮之下，康德哲学是一个思想的储水闸门，各种思想都从那里喷涌而出。但中国思想界的浮躁也严重妨碍了我们对康德哲学的深入钻研。一百年来我们对康德哲学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是浅尝辄止，未能入其门户。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发出“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惊世之言以来，人们以为国人对康德哲学的翻译与研究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不料随即大家都一窝蜂地拥向了最新的西方思潮如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精神分析学和后现代主义等等，却把康德和古典哲学撇在一边，直到经过20年的辗转遍历了西方各种时髦之后，人们才回过头来关注这些新思想在古典哲学中的根源，康德的地位又突然一下子显赫起来。在今天，许多作者在文章中不管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