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帝的合一，这种合一决不是当下即至的，也不是在日常世俗生活的“格物”中获得的，而是以离弃整个现世生活（包括治国平天下的现实政治目的）的分裂的痛苦为代价的超越的精神生活，它的目的是信仰，它的手段仍然是理性。所以即使是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主义，也从来没有真正抛弃过理性，而是始终离不开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真理论”。西方传统中这种一以贯之的理性主义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这就是我研究西方哲学的一个最深的体会。

那么，为什么中国传统中缺乏理性精神（更不用说理性主义）呢？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上最大的理性主义代表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我认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在《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一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8年再印）中谈到，西方的理性主义，其实是由两种精神相互辩证地缠绕而构成的，这就是自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logos）精神”和“努斯（nous）精神”，前者发展为西方理性主义中的逻辑精神，后者发展为西方理性主义中的超越精神或自由精神。我把这两种精神称之为（以辩证法为代表的）西方理性精神的“语言学起源”和“生存论起源”（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和生存论思潮暗合），并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探讨而澄清了两者的关系。“逻各斯”在希腊语中本是“话语”的意思，后转化为规律、命运、分寸、公式之意，并发展出“逻辑” 一词，这是作为普遍的规范、法则的理性；“努斯”本是“灵魂”的意思，但不是低级的灵魂，如动物性和植物性的灵魂（“普纽玛”即“嘘气”），而是高级的、完全超越感性和物质性的灵魂，即“理性灵魂”（又直接译作“理性”），这就是作为个体精神向上超越的精神能力的理性。这两种理性看似对立，因为要超越就要打破既定规范的束缚，而要制定规范就不能随时逾越；但它们又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一切普遍规范都是由于心灵超越了具体事物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层次的结果，而个体精神的一切超越虽然都是为了否定低层次的规范以提升到更高层次的规范，达到更大或更纯粹的普遍性，但它又只有借助于更高层次的规范作为手段、工具和跳板才能实现这种飞跃。所以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既承认逻辑法规的神圣性，又鼓吹自由的否定精神的原创性。这两者在黑格尔那里被称作“知性”和“消极的（否定的）理性”，它们的统一则是“积极的（肯定的）理性”。

由此观之，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缺乏的正是这样两种精神。首先我们缺乏逻各斯精神，对语言的蔑视是中国哲学自古以来各家各派一以贯之的通行原则（参看拙文：“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载《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我们对由人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契约历来缺乏神圣感和普遍性要求，直到现代，我们连交通规则都不能好好地遵守，更不用说建立法制社会了。我们真正相信的是物质利害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绪关系、人情关系，包括建立在这种隐秘关系上的驭人之术和人君南面之术。其次，我们缺乏个体自由的超越精神（参看拙文：“论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3 期），人人生来就被限定在自然血缘的宗法体制之中，不能不认同自己在先定的群分关系中的位置，有人把这种经过训练而自觉认同的心态称之为“内在超越”，其实不过是一种以枷锁为项链的自欺妙法罢了。而这两者又是由中国自古以来自然经济的现实所决定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交往基本上是亲情关系和熟人关系，人们几乎用不着和陌生人打交道，社会的基本纽带不是契约，而是宗法等级制，皇权则是这个等级制的顶点，这与古希腊城邦的公民社会是大不相同的。而这种宗法等级制的社会又极大地束缚了个体人格的发展和个人自由的施展余地，一切伦理规范都以养成人的不敢超越或只敢“内在超越（”“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为目的。一直到现代，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普遍的法律（理性规范的外在形式）是保护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外在内容）的有效手段。但在内在的观念上和文化心理上仍无实质性的触动，我们民族在这两方面的先天不足是很明显的。

我之所以如此感兴趣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这两种精神，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弥补中国人的国民性缺陷，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我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这两方面决不是矛盾的，但却有个主次先后的问题。中国传统型知识分子（“仕”）通常是把自己的安身立命放在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目标这一基础上，我认为这是中国未能形成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民族的政治目标迟迟实现不了（欲速则不达）的一个重要因素。反之，只有成长出一大批真正具有自己独立人格和学术追求的知识分子，中华民族才能为自己创造出实现各项现代化目标（包括政治目标）的条件。实际上，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当知识分子们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完全服务于政治目的并受其左右时，是根本谈不上普遍的学术规范和个人的原创精神的，其后果自然是学术和政治的两败俱伤。另一方面，最近十几年学术界中政治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却开始营造出一种有利于纯粹学术发展的良好学术环境。时至今日，我们才有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以追求真理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力求构建自己系统的、严密的、完整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传统从来未有过的一种知识分子，即纯粹知识分子。当然，这一点一经确立，他们和他们的思想对社会具有一种批判性和促进作用就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初衷，而是真理本身固有的特点。可惜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还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总是一心想使自己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