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来说，哲学可以是一切。然而，改变了个人，不也就改变了社会 吗？社会无非是一些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的改变也不会不对社会留下痕迹，正如一位哲人说的，你要对社会有所贡献，首先必须把你自己变得不再是个混蛋。否则 的话，你越把自己奉献出去，社会就越糟糕。
但对于哲学来 说，这种“社会效益”毕竟只是它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出发点。这正如艺术一样。艺术家如果时时关注的只是他的作品给人带来什么教育意义和启发意义，他的 作品就只能成为道德说教。哲学家当然也要考虑世界、社会、历史等等问题；但他之所以要考虑这些，只是因为他在考虑自己的问题时发现，他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就 是别人的问题、全人类问题。而如果从不想到自己的问题，其结果必然只是从一个人一时一地的不自觉的情绪冲动出发来判断一切，只是虚假地“超越个人”、“胸 怀世界”，实际上仍局限于浅薄的个人。
我的受苦和我的同情算什么呢？然则我贪求幸福么？我贪求我的工作罢了！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一切均为虚妄。唯有工作是实在的，“我的工作”。
要做自己愿做的工作。这样，工作得越多，就生活得越多。
世界的支撑点全在生命，而生命的支撑点，就是生命自身。我想。
（原载《1999独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文化批判与哲学建构
问：从您近年的著述来看，您主要致力于文化批判和哲学建构两方面。就文化批判而言，您对传统文化、当代人文精神、保守主义以及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批判。请您首先谈谈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传统文化？
答：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传统文化遗产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想摆脱是摆脱不了的，我们就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你不能把自己置身于传统文化之外。传统不在书本上，也不仅是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而是在民间，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和观念中。有人说传统文化到了“五四”就断裂了，我认为这种看法非常肤浅。即使这种所谓的断裂也是传统文化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单凭自身决不可能超出自己，这是一个前提。
我主张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应从现实出发来考虑。唯一能超出传统文化的就是现实生活。当然现实生活与传统文化有割舍不了的关系，但本世纪以来，现实生活中已经渗入了不少新东西，那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加入有可能使传统文化超出自身。本世纪我们所经历的种种文化危机就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造成的。西方文化的侵入不仅是船坚炮利，主要在于它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异质文明，包括道德、科学、价值观这些东西，它已经对我们这一百年来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现代，我们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个我们应如何对待现实、对待现实中的西方文化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感情问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要从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来考虑。现实生活中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渗入到我们的思想中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反思传统文化中与现实不相符合的东西，反思我们固守这些东西所造成的矛盾和弊病，即越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就越是严重。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从传统文化中拿出一些东西来应付现实的问题，而是怎样抓住现实、实实在在地去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只不过许多知识分子们不愿承认罢了。当他们把问题的产生、危机的出现归结为西方文化的进入时，却不去想想为什么西方文化一进入中国就出了问题。人们也看到西方的东西一引进来就变了质，就由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我们学不到西方的好东西，反而把中国的好东西丢掉了，但又不去想想为什么西方的好东西往往变质？你可以说我们没有西方那些好东西得以运作的条件和机制，但究竟是什么在妨碍我们获得这些条件和机制？这不恰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要来一次更彻底的改变，证明了我们在思想上、灵魂上根本转型的必要性？怎么能以此为借口说我们再不能引进西方的东西了呢？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前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无非是被逼迫着向西方学习，但是从层次上要更深入些，不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再只是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主要是学习西方那些人文性的东西，如对人性的思考，对精神彼岸的追求等等。这些东西看起来一点也不实用，但却正是那些实用的典章制度得以运行的条件。
问：您非常关注近年来学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请您就此谈谈看法。
答：什么是“人文精神”？有人说是道德理想精神，有人说是终极关怀，有人说是社会使命感，有人说是普遍价值标准，都很飘忽。我认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精神，即“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失落”，主要就是指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精神失落了，他没有了对现实的超越，而是本身成了“现实问题”。这种失落主要体现为落俗和媚俗，表现为痞和纯情。痞与纯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也是中国通俗文化的两大要素，但它们实质上是两极相通的：纯情到极点就是不讲道理、毫无规范的“爱你没商量”；痞到真实处就显出未受教化的赤子童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朔、莫言、贾平凹等人对人的痞性的纯情赞美。 “痞子文学”其实是一种不同于琼瑶型的“纯情文学”，它要表明的是“人之初，性本痞”。当代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正是由这种对世俗日常痞性的回复和推崇而引发的。然而，回到痞性其实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必然归宿，中国古代儒生历来有一种“翻俗为雅”的“民粹情结”，自认为在代天底下最赤贫的人们说话。其社会理想固然是人人皆纯情，实现出来却总是蛮不讲理的平均主义。所以项羽烧阿房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