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是不能够公开的，因为是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儒家是不承认隐私权的，儒家的君子每个人都是向每个人敞开的，只有制度是封闭的。

由于这种误解呢，严复所理解的群己平衡仅仅是理解为己和群要同等地看待，既不能够己轻群重，也不能够己重群轻，个人和群体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

我们今天也在讲，要兼顾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中国古代其实都有，儒家里面就有这个思想，你不能侵害他的利益。

老百姓要生活，当然有他的权利范围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社稷在这方面，当君王的你要看得轻一点，国家要看得轻一点，群众、人民你要看得重一点。

国家不要太过于剥夺人民，不要剥夺得太多了，要采取中庸之道，群己并重，不可偏废。

严复的“群己权界”是从这个方面来加以理解的。

但是这种平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什么样才算平衡呢?仍然是以群的标准，仍然是国家的标准。

孟子之所以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不要国家只要有民就可以了，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定，君王应该懂得这个原则,国家就长治久安了。

表面上你把国家放得比人民要轻，但实际上你的国家是安定了。

所以严复也是这样理解的，群的标准、国家的标准是至上的，要达到群己平衡，还是为了维护国家、有利于国家，而不是老百姓的标准，老百姓还是在国家之下的臣民。

所以严复很自然地认为，国家在危机的时刻，个人就要“减损自由”以“利国利群”，个人就要做出牺牲啊，国家在有困难的时候，个人就要牺牲他的自由。

这个 “自由”呢，当然是指的道家那种无拘无束、任自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化”。

国家要完成它的使命，所以你不能搞自由化，严复就讲要减少个人自由，因为国难当头。

但是这里的自由绝对不是指儒家的大丈夫精神。

我们前面讲有两个附会，一个是道家的任自由精神，另外一个就是儒家的大丈夫精神，都把它附会于西方的自由精神。

但是这里讲的减少个人自由以利国利群呢，当然是指道家的，儒家的大丈夫精神怎么能够减少呢?在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要加强儒家的担当，国难当头当然要发挥儒家的大丈夫精神呐。

他为什么说要减损自由呢?如果是儒家那种独立自由精神，那么倒应该说必须增加这种自由，要通过增加自由来度过难关，每个人要有担当精神、有承担精神，那就好了。

所以，在哲学的层面上呢，严复所理解的自由是儒家的由己、成己、为己、修己、克己，自由以从道，克制自己，克己复礼，服从国家利益，这正是儒家的自由精神、担当精神，乃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我们讲儒家的自由人格就是这样一种人格。

但这种自由和西方的自由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跟道家的自由也是不一样的，道家的自由是没有责任的，儒家的自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所以这种自由越是国难当头越是要提倡。

那么严复为什么要讲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要限制个人自由、减少个人自由呢?就是因为他这时对自由的理解是道家的，他是指对道家意义上的自由化要限制，但是儒家的自由呢要提倡，绝对不能减少。

所以严复在这里是自相矛盾的，他没有厘清自由概念的多重含义。

西方的自由概念他也没有完全理解，他用中国的两种自由的观念去附会，而这两种自由的观念他又没有搞清它们的关系。

所以他经常发生这样的自相矛盾：要减少个人的自由以利国利群，但是他又讲儒家的自由精神是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那怎么能减少呢?那就不能减少嘛。

所以严复对西方自由的理念做了儒家和道家的双重理解，为了抑制道家自由化的危害，他诉诸儒家的国家主义，而为了软化国家主义的极权统治，他又诉诸儒家的民本思想和群己平衡观，为道家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理想留下余地。

你还是要给老百姓一点自由，给他们自由他们会感激不尽的，乡下的农民你给他一碗饭吃，他每天就端着这一碗饭在你的肖像前来敬拜，那是有利于国家主义的，群己平衡观是有利于国家主义的。

所以，在国家稳定的时候呢，你可以给庄子的自由化、杨朱的为我留下一定的余地，你不能赶尽杀绝，人家搞点自由化也没什么关系。

如果国家稳定的话那没有什么关系嘛?国家不稳定当然要铲除它了，但是你也要留下点余地。

那么儒家的国家主义呢，在这种解释中也成了一种自觉意识，就是把国家极权建立在儒家的这种承担意识、担当意识的基础之上，把专制统治也跟自由拉上了关系，这种自由就是孑L子的“忠恕之道”以及朱子的“八条目”，“修齐治平”，以内圣外王作为自由的终极理想。

自由的终极理想就是通过群己权界达到内圣外王。

可见他的思想并没有进入到密尔自由观的内部，反而经常对密尔的自由观进行批评，当发现他不符合中国传统观念的时候，严复经常对他采取批评的态度。

所以严复到了晚年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很自然的，是有他的必然性的，他的整个思想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的。

但是在当时，他是最了解西方的一个人。

包括他对《论自由》的翻译上，可以看出他颇费苦心，他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混淆，但最后还是混淆了。

所以严复在当时可以说是对西方的自由观理解得最透彻的一个人，但是呢也是对自由观做了一个全方位中国式误读的人，把老庄道家的、杨朱的以及孔孟的有关自由的观点全部附会上去了。

在严复以后，无数的学人等而下之，特别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学人，在涉及到西方来的自由观的时候，完全遮蔽了西方自由观的原貌，而且就连中国式的附会也是片面的，没有达到严复的这种全方位。

严复虽然是附会，但是是全方位的，他把中国的各种自由都把握在视野里面了。

但是后来的学人往往都是从一个方面，或者是立足于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