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主义，他把宗教都看成是有用的。

但是既然如此，它就可以容纳宗教的信仰，你可以信仰。

信仰是很有用的，是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胡适当然不信基督教，也拒绝一切所谓的信仰，拒绝一切宗教。

胡适强调的是科学，他拒绝信仰主义，就必须把实用主义限制到一种实验方法，它仅仅是一种实验方法。

你不要把它当作一种主义来信仰、来信奉，它也谈不上是什么哲学，它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一种工具。

但是这种方法后面总有个目的，任何一种方法你在运用它的时候必须要有个目的，你为什么要运用这种方法? 胡适是有目的，有背景的。

他的背景就是中国传统的自然实在论，这是他的一个假设，一个最大的假设。

胡适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最大的假设就是自然实在论，就是自然界是实在的，自然界里面有真理。

所以中国传统相信自然这一点取代了西方的所谓信仰，取代了西方实用主义中信仰的地位。

中国人不相信上帝，而相信自然，哪怕他人了基督教，他也不信上帝。

他只是想信上帝，实际上是信不了，他相信的还是自然。

上帝被理解为有自然法力的一种东西，你得了病的话向上帝祈祷，他就可以让你好。

这样理解上帝，还是一个自然，还是一个自然神，一种巫术。

所以杜威和詹姆士他们否定形而上学，胡适也否定形而上学，但是双方否定形而上学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杜威否定形而上学，他就把现象界、自然界的物质实体否定掉了。

自然界的物质实体在实用主义看来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一个纯粹多余的东西。

西方一直到今天，很多英美的哲学家们都是这样的，拒斥形而上学，你就不要设定什么自然界的实体，物质实体，那都是多余的。

但是胡适的形而上学恰好是要引向对自然的这种信仰，引向传统的自然主义。

这其实是对形而上学的拒绝。

拒绝形而上学、拒斥形而上学以后，他就偏离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他的实用主义只是方法，而在理论上、哲学上，他其实不是实用主义的，而是朴素的自然主义的。

比如说他主张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我们通过主体的作用，通过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揭示出对象所固有的内在规律，这是朴素反映论。

我们甚至可以说胡适是唯物主义的。

他认为在客观事物、自然物本身里面隐藏着规律，隐藏着真理，我们可以通过做实验的方法把它揭示出来。

那么这种实用主义实际上并不是西方的实用主义，而是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所谓“实用理性”。

李泽厚讲中国的“实用理性”，这个词当然我不太赞同的，中国哪里有什么理性呢?但我们姑且这样说。

中国有一种“实用理性”，有一种H常的、非常实用的这样一种做法，这样一种思维模式。

比如说墨子的“三表法”就是这样的，“三表法”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所谓墨子的“三表法”就是，凡是我们的言论也好，我们的判断或行为也好，都有三个标准，三表就是三个标准。

哪三个标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追溯历史，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历史上记载下来的古代圣王们的事情，那可以作为我们经验的参考，这是一个标准。

如果以往从来没有听说过，闻所未闻，那就值得我们怀疑了，我们就要推敲了。

如果古已有之，以前也发生过，那么我们基本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相信了。

这是一个标准。

第二个标准，“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上下，上是古者圣王，下是老百姓，他们的耳目之实，是我们的判断标准。

老百姓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一件事情发生了，怎么发生的呢?找几个当事人，找几个目击者，来问一问，他们的耳目之实是可以相信的。

这是一个标准。

第三个标准就是“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就是说你这个观点对不对，我们还要试行一下。

在政治方面制定一项政策，试行一下，来试验一下，看看它对于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有没有促进，也就是效果好不好。

我们试用一下看它效果好不好，看它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究竟怎么样。

如果好的话，那当然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观点了。

所以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实际上是和古代的，像墨子那样的实用主义一脉相承的。

胡适的实用主义仅仅是一种方法，所以他的实用主义传播得很广，但是只在方法论的层面具有理论意义。

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自由、民主啊，杜威在美国鼓吹的那种自由、民主、法治，那些东西，在中国倒是传播不开，传播得最开的就是胡适的方法，比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切都通过试验，包括他对中国哲学史的那种重新建构，也是通过实证的考据，可以相信的才相信，传说的东西，没有根据的东西全部不谈。

当然他是有一种变革的，但这种变革意义不大。

因为中国古代的考据之学也很发达，汉学、朴学(清代朴学)，这都是考据之学，都很重证据。

所以胡适的实用主义基本上还是被限制在这种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范围之内。

并没有真正地把杜威的实用主义吸收过来。

他只是用来解决那些表面的、零星的问题。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我们要看一看牟宗三对康德的误读。

你要讲西方哲学，我们都公认牟宗三对西方哲学跟中西哲学的会通是做得比较突出的。

就康德哲学而言，人们认为他是权威。

他翻译了、并且注释了康德的三大批判，而且在他的很多著作里面都谈到了中西哲学的会通。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他《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这样一个小册子里头，当然它是一种讲课的记录了，别人帮他整理的，但是经过他审定的。

但是他对康德哲学的讲解在这里头有一处硬伤，也就是说不过去的，你把康德的文本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的。

就是他对两个基本概念的解释，一个是“经验的实在论”，一个是“先验的观念论”，或者是“经验的实在性”和“先验的观念性”，这两个概念的解释，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是完全错了的。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