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是自由的感性活动，是对一切遮蔽性的冲破和去蔽。

由此可见，“实践出真知”这一格言所包含的意思，并不是由一个站在人的知识和知识的对象之间的、中性的第三者媒介来作为知识的真理性标准，而是说，实践本身就既是真实的，又是对这真实的真实的体验，是自明的真理，正因为如此它才能作为一切非自明的间接真理的标准。既然符合真理必然要以直接真理为前提，那么通常讲的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回到感性认识，就必须深入到这些认识底下的那种直接体验，否则，不但理性会成为抽象的形而上学，连感性也会成为机械的、抽象化了的“经验”或“要素”(如逻辑原子主义提出的“原子事实”)。只有直接体验才为人的经验提代了视界，也只有直接体验才能为进一步认识确定一个方向，因为它作为实践的直接真理的标志，包含的不仅是单纯认识的因素，而且包含全部人性、人的感觉、人的需要和情感意志。

历史本体论的新发展

由上述真接真理观出发，我们可以对历史有一种新的眼光。

解释就是两个心灵的沟通，它建立于实践的“先有”之上。但对于过去了的人，我们不可能现实地在日常实践中与之打交道，只有通过与他们遗留下来的文化打交道，进行体验，与他们那个时代认同，才能理解他们和他们的历史。一般说来，这一过程是单向的;如果把历史当作客休，则它是一去不复返、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但真正说来，历史不是一个死去了的客体，而是一个活着的主体。黑格尔的局限就在于否定了他一度强调的厉史的生动活跃的生命发展和创造力，最终失去了他的历史感。固然，历史事件作为自然现象已经过去了，但这些自然现象只不过是历史意义的物质外壳，这种历史意义一旦进入文化，它就不会随着物质外壳而消失。它总是处在与后人的不断“对话”之中(除非整个文化也中断了，如克里特文化或玛雅文化)。与历史对话是可能的，我们在回答历史的问题，历史也不断地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间题。因为这里所谓的历史，是指历史资料所蕴含的意义:历史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我们身上积淀着历史的意义。这种意义在现象学层次上构成了人类文化的总体，它就是人类历史的真正本体。但它不是一个既存不变的客体，而是永远有待于人去不断建构的主体。

当然，如果今人的活动是另一个样子(这完全有可能)，则将来对历史的解释势必不同，它将造成将来的人手头的历史文本的改变。我们不但在解释过去的历史，而且我们自己也在写历史、创造历史。历史中始终保持着偶然性和主观能动性因素，而正因为如此，人在历史中总是有限的，不能绝对地(按必然性)把握历史，否则就会像一个艺术家按照几何规则作画一样.扼杀自己的自由创造力。在历史中和在艺术中一样，都需要冒险、突破、创造“奇迹”。

马克思深深懂得这一点。他总是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下一席之地，因此他总是能保持高度的历史感。谁又能为一个自由行动的阶级预言它的未来呢?谁又能像控制一部机器那样精确地、控制活着的人和活着的历史呢?因为任何人(包括马克思)也不敢说自己具有了充分的资格(把握了绝对真理)可以为凡人规定一个现成的不可改变的历史命运。除了科学主义的考虑之外，马克思更关心的是与自由的人们情感上的相通和共鸣。

科学主义只是工具，最终目的则是创造历史，也就是创造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东西。历

史感是现在的历史和“过去”的历史的解放者。

马克思论“存在与时间”

有一种在国内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常见的看法，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本主义色彩较浓，后期（特别是《资本论》中）则陷入了普遍主义，取消了人（个人）的地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在我看来，马克思早期和后期没有根本的改变，一直是以人作为他研究的中心，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学，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他的早期手稿一样，是“经济学—哲学”著作（注：如《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就有人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109页。）。所以，正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都是哲学著作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真正的哲学著作，《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存在与时间》。

当然，与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比，《手稿》是从整体上来把握人和人的历史，更容易看出鲜明的人学立场，谈到人的本质的异化时，更强调这种异化的根源和基础；《资本论》则倾向于实证的分析，运用“抽象力”作冷静的考察，基本上不考虑人（如个别资本家）的主观意图，致力于发现“铁的规律”，它更多地是研究异化的具体过程、细节。但有两点是很明显的：1 ）资本主义生产的“铁的规律”不具有永恒性、非历史性，而是在历史上产生出来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失效的暂时的规律（注：正如马克思非常赞赏地引用的一条评论所说的：“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参看同上书，第111 页。）；2）马克思在分析和建构资本主义生产的法则时，其目的并不是要确立它的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而是要从中寻找它否定自身的契机，展望在一定条件下推翻这种“铁的规律”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抨击这种规律的不人道和违反人性。在这里，科学分析和价值评价的人学立场是一致的。这就足见《资本论》的根本立场正是人学，资本的“铁的规律”恰好就是异化了的人的规律，这种异化正是人自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