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他的实用主义已经中国化了。

中国历来就是实用主义的，他何必要跑到杜威那里把实用主义搬过来?他不必出国门，他也可以建立实用主义。

但他又认为自己是杜威的弟子。

有人指出来胡适没有原原本本地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

有人提出，“在他的心中，实验主义的基本意义仅在其方法论的一面，而不是一种‘学说’或哲理。”也就是说，杜威的实用主义还是一种哲学，我们讲“实用主义哲学”，它是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

杜威绝对没有把他的实用主义仅仅当作一种方法。

如果仅仅当作一种方法，他就不会被称之为哲学家，他没有资格当哲学家。

但胡适对杜威的实用主义加以改造。

他区分了作为一种“主义”的实用主义和作为一种“方法”的实验主义。

胡适更喜欢把他的实用主义称之为“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当然更加倾向于“方法”，做实验嘛。

实用主义更加倾向于“主义”，也就是一种哲学。

胡适不是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嘛。“五四”的“主义”与“问题”之争，就是出于这一点。

胡适不愿意谈“主义”，他愿意研究问题，愿意把这种实用主义变成一种实验方法，来对付某些问题。

那么从这里就看出一种区别，就是说美国的实用主义、包括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原则，是一种哲学，而且它也不排除信仰，包括基督教的信仰。

比如说詹姆士，也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就认为上帝本身就是一种很有用的假设，宗教也是一种很有用的东西，当然是实用主义，他把宗教都看成是有用的。

但是既然如此，它就可以容纳宗教的信仰，你可以信仰。

信仰是很有用的，是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胡适当然不信基督教，也拒绝一切所谓的信仰，拒绝一切宗教。

胡适强调的是科学，他拒绝信仰主义，就必须把实用主义限制到一种实验方法，它仅仅是一种实验方法。

你不要把它当作一种主义来信仰、来信奉，它也谈不上是什么哲学，它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一种工具。

但是这种方法后面总有个目的，任何一种方法你在运用它的时候必须要有个目的，你为什么要运用这种方法?胡适是有目的，有背景的。

他的背景就是中国传统的自然实在论，这是他的一个假设，一个最大的假设。

胡适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最大的假设就是自然实在论，就是自然界是实在的，自然界里面有真理。

所以中国传统相信自然这一点取代了西方的所谓信仰，取代了西方实用主义中信仰的地位。

中国人不相信上帝，而相信自然，哪怕他人了基督教，他也不信上帝。

他只是想信上帝，实际上是信不了，他相信的还是自然。

上帝被理解为有自然法力的一种东西，你得了病的话向上帝祈祷，他就可以让你好。

这样理解上帝，还是一个自然，还是一个自然神，一种巫术。

所以杜威和詹姆士他们否定形而上学，胡适也否定形而上学，但是双方否定形而上学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杜威否定形而上学，他就把现象界、自然界的物质实体否定掉了。

自然界的物质实体在实用主义看来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一个纯粹多余的东西。

西方一直到今天，很多英美的哲学家们都是这样的，拒斥形而上学，你就不要设定什么自然界的实体，物质实体，那都是多余的。

但是胡适的形而上学恰好是要引向对自然的这种信仰，引向传统的自然主义。

这其实是对形而上学的拒绝。

拒绝形而上学、拒斥形而上学以后，他就偏离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他的实用主义只是方法，而在理论上、哲学上，他其实不是实用主义的，而是朴素的自然主义的。

比如说他主张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我们通过主体的作用，通过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揭示出对象所固有的内在规律，这是朴素反映论。

我们甚至可以说胡适是唯物主义的。

他认为在客观事物、自然物本身里面隐藏着规律，隐藏着真理，我们可以通过做实验的方法把它揭示出来。

那么这种实用主义实际上并不是西方的实用主义，而是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所谓“实用理性”。

李泽厚讲中国的“实用理性”，这个词当然我不太赞同的，中国哪里有什么理性呢?但我们姑且这样说。

中国有一种“实用理性”，有一种H常的、非常实用的这样一种做法，这样一种思维模式。

比如说墨子的“三表法”就是这样的，“三表法”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所谓墨子的“三表法”就是，凡是我们的言论也好，我们的判断或行为也好，都有三个标准，三表就是三个标准。

哪三个标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追溯历史，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历史上记载下来的古代圣王们的事情，那可以作为我们经验的参考，这是一个标准。

如果以往从来没有听说过，闻所未闻，那就值得我们怀疑了，我们就要推敲了。

如果古已有之，以前也发生过，那么我们基本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相信了。

这是一个标准。

第二个标准，“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上下，上是古者圣王，下是老百姓，他们的耳目之实，是我们的判断标准。

老百姓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一件事情发生了，怎么发生的呢?找几个当事人，找几个目击者，来问一问，他们的耳目之实是可以相信的。

这是一个标准。

第三个标准就是“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就是说你这个观点对不对，我们还要试行一下。

在政治方面制定一项政策，试行一下，来试验一下，看看它对于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有没有促进，也就是效果好不好。

我们试用一下看它效果好不好，看它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究竟怎么样。

如果好的话，那当然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观点了。

所以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实际上是和古代的，像墨子那样的实用主义一脉相承的。

胡适的实用主义仅仅是一种方法，所以他的实用主义传播得很广，但是只在方法论的层面具有理论意义。

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自由、民主啊，杜威在美国鼓吹的那种自由、民主、法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