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意识到它的负面影响。

所以王国维、严复，他们立足点是共同的，他们还是立足于政治、立足于现实，特别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还是立足于这一点。

问题就在于王国维在这一基点上面是不是达到了为真理而真理，他的“纯粹哲学”是不是能够完全容纳为学术而学术?其实还是不行的，其实还差一点。

就是说他的这个为真理而真理的研究依然是有取舍的。

比如说叔本华，他在介绍叔本华的时候并不是原原本本地介绍，他不懂得的方面、他不感兴趣的方面他就不讲，他只讲他有体会的东西。

他有体会的那些方面当然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了。

但是叔本华除了人生哲学以外还有一个维度，就是他的宗教哲学。

叔本华的宗教哲学中讲了原罪意识——自由意志，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这是人的原罪，当然就有由原罪所带来的痛苦。

王国维就把叔本华的自由意志所带来的人生痛苦这一点吸收了，但是对叔本华的自由意志是罪这一点，就避而不谈，他不谈这个。

所以他在接受、吸收和介绍叔本华的时候也是有偏颇的。

我们可能下一次讲中国“西方哲学东渐的十大文化错位”的时候还要讲到，就是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接受也是有选择的，并不是说完全为真理而真理。

人们讲这个宗教、解脱，讲彼岸这些东西，你虽然不感兴趣，但是你如果真的是为真理而真理，你就得去探讨一下。

你说它错了也行，你说它对了也行，但是你总得去客观地探讨，至少要客观地介绍嘛。

不管你探讨的后果怎么样。

但是我们在王国维的书里面完全看不到这个层面。

所以他把叔本华的自认为是真正的立足点的本体论束之高阁。

叔本华的本体论，在叔本华那里是要命的东西，但是在王国维这里恰好把它砍掉了。

不介绍他的本体论、不介绍他的超验的思想、不介绍他的“世界本质”这个层面，而只想停留在“生活本质”的层面上讨论人生和文学，不跟着他探讨世界本质，而跟着他探讨生活的本质，这就把叔本华的哲学从一种本体论完全变成一种人生哲学了。

当然叔本华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但是它有本体论的根基，他自认为他还是从本体论中建立起来的；但是传到中国以来呢，我们就把它的本体论砍掉了，只取人生哲学这个层面来讨论。

所以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到西方哲学的人生哲学这样一个层面上了，但是依然透露出来我们的取舍还是实用主义的，当然这个实用主义是最高层次的实用主义。

就是说不是别的实用，而是对人生有用。

叔本华的哲学对人生有用，那么我们就把它吸收过来，它可以指导我们的人生，还是实用主义，但是是最高层面的，在最高层面上是实用的。

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和严复那种低层次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我们中国一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的两极。

这两个极端：一个是考虑培根的归纳法，能够指导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够富国强兵，这是严复的一极；另外一个是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可以指导我们的人生，指导我们的人生和艺术，这是王国维的一极。

那么在这两极之间，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治西方哲学，只不过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而已。

国人取舍的程度在这两极之间挣扎，有的人这方面偏重得多一些，有的人那方面偏重得多一些，成分不同而已，总的基础是实用的，这是世纪之交的错位，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我要考察一下“五四”的“主义和问题”之争。“五四”以来的主义和问题，这当然是胡适提出来的，他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启蒙”这个主题本身带有一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

我曾经谈到过，就是说“启蒙”这个词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本来的恿思是“光照”，enlightenment是“光照”的意思，并不包含有“唤起民众”、“发动民众”这些意思。

西方的启蒙学者一个个都是很孤独的，像卢梭，躲到山里面去住、警到树林子去住，与社会隔绝起来，把自己的表也砸了，不要了。

不要管时间，不要管世俗生活，就在那里沉思默想，在那里思考。

蒙田是一个人孤独地去散步，把所想到的一些东西记下来。

这些就是启蒙思想家，一种思想上的个人觉醒，至于唤不唤起民众，不是他的事。

卢梭的思想当然唤起了民众——法国革命，但是唤起民众，那不是他的事情，那是别人的事情。

他的事情就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他并不去唤醒民众，他最初的出发点不是唤起民众，而是要获得理性之光，要接受理性之光，照亮人类的内心。

他是代表人类在思考，所以要沉得下心、沉得住气、要躲到树林子里去，隔绝外界，来思考理性本身的事情、思考人生本身的事情。

这是西方的启蒙精神。

与此相反，五四的启蒙运动特别赋予了启蒙以“开启民智”这样一种社会意义。

启蒙这两个字的翻译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启别人之蒙，启发那些芸芸众生的蒙昧，启开他们的蒙昧，要唤起民众。

但是很少强调思想创新，“五四”的启蒙运动很少强调思想创新。

他们在思想上只是借用西方现成的观念来批判中国的现实和传统，这样来启发群众的认识水平。

陈独秀也好、李大钊也好，很多人的启蒙思想是很少有思想创新的。

鲁迅算一个，鲁迅算是有思想创新的，但其他人都是拿来某个人的思想。

胡适拿来杜威的东西，李大钊拿来马毒思主义的东西，每人拿来一种不同的东西来启发民众，拿来的都是人家现成的东西：哎，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但是在自己的思想创造方面呢，没有做什么工作。

他们认为不需要，人家已经做了，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已经做了这个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思想介绍给老百姓。“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救世主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们是救世主，他们的工作就是把现成的真理拿来，来救世、来拯救老百姓、拯救国家。

当然在这上面鲁迅是有创新的，他的创新在于针对自己的批判，但是他也有问题，他早年把尼采的这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