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范围之内。当然也有用来讲哲学的(如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秘主义及近代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但并不干犯逻辑的事务。而中国古代哲学则一直将诗喻、类比和“能近取譬”视为一条最重要的证明手段。这诚然避免了如亚里士多德那种使语言抽象化、形式化的毛病，保持了语言本身与人生体验的丰富关系，但同时也使语言一直停留在朴素的无定形阶段，成为“气”一般捉摸不定的东西。往往对一个概念名词注者纷起，莫衷一是，往复辩难时常陷入言辞之争，无法交流，难以发现真正的矛盾和互相促进。这就极大地阻碍了人文科学的发展，那极其丰富的人生体验也由于没有确定的文字记载下来、传之后人，许多都白白地流失了。

对于“名”与“实”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言”与“意”的关系)，中国古代各家各派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这就是认为“名”要符合于“实”(“名副其实”)，“言”要不损害“意”。主张名要符实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表现；1．当“实”因为某种原因(或因其大，或因其玄，或因其无常、易变)而不可名、或不可定名时，则宁可去名而存实，这是道家的态度；2．当“名”‘实”相错甚至相反，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时，则必须“正名”。正名也有两种：一是针对实而建立与之相当的名，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儒家特别是孔孟的态度；二是“制名”或“定名”，然后以之作为法度来衡量实，这是苟子的态度。“名乜者，所以期累实也”，“制名以指实”，“名定而实辩”(《苟子?正名》)。法家则将两方面结合起来：“修(循)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生于实”(《管子?九守》)，“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韩非子．扬权》)。不论“正名”的含义如何，上述各派在名必须最终以实为根据、为鹄的这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哲学中没有谁认为名比实更重要、更实在乃至于倒名为实(如西方柏拉图、中世纪唯实论和近代唯理论)，就连“以名为首”的韩非，也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其实以名为首和以实为归是一回事：正因为看重名的实效，才会强调名的重要性。

最直接阐明实乃名之根本的还是墨家学派。墨子主张“取实予名”，认为“瞽不知黑白

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贵义》)。他特别强调感性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他分为三个方面，以作为人们言谈的三个标准或“三表”：一是历代过去的经验，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二是当时多数人的经验，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三是在实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即“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这就是“言必有三表”。后期墨家虽更强调逻辑辨析和论辩的作用(“墨辩”)，但在名实、言意关系上与墨子是一致的，即“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墨经．大取》)，“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经上》)。《墨经》的逻辑思想与西方(如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就在于它仅仅是为了给(已知或未知的)事实“取”一个正确的“名”(“名实耦”)、以便“志行”的方法，只是为了使名实相符才要给“言”立“仪”；而正因为名、言脱离不了经验事实的个别性，因此它的证明、推理、归纳、演绎等一系列“辩说”方法的主要根据是“类比”；又正由于类比终究是不可靠的推理形式，后期墨家并未给予推理以逻辑上正确无误的信赖：“是故僻、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诡)，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小取》)说一种逻辑“不可常用”，这种思想本身很难说有什么逻辑精神。在墨家看来，逻辑只是实用的一种工具，而且只是一种次要的、辅助性的工具，即“辩说”，而不是有关认识规律、必然性和真理的学说，也没有什么普遍性。假如不用逻辑、不讲“名言”也能达到实用目的，那么这一套东西全都可弃置“不用”的。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虽然也倾向于认为逻辑离不开它所反映的对象，但第一，他认为正确的逻辑必然反映客观对象④，不能反映客观对象的原因决不是逻辑本身“远而失，流而离本”，而正是由于逻辑上还不够严密、完善，因而必须更严格地制定逻辑规则、更精确地进行逻辑推理；第二，他认为真正的客观对象不是感性事物本身(质料)，而是它的形式或本质、规律。“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的东西就其来源和本质而言，却是属于存在的，逻辑的东西作为事物的

被思维的结构而属于事物的实在结构”⑤，所以“虽然认识现实是从个别的东西开始的，而

且没有个别的东西就不可能有认识，但是没有一般的东西，认识也是不可能实现的f不仅

如此，认识也是认识那种规定着现实的一般的东西”⑥。这正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逻各斯

精神，它一直贯穿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逻辑不只是一种“辩说”之辞，而且具有认识论和

本体论意义，它反映着世界的本能结构。至于类比推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是证明(必

然知识)的形式，而只是演讲术的说服形式”⑦，并不具有严格逻辑的意义，倒的确是(用墨家的话说)“不可不审，不可常用”的。

先秦在名实问题上，唯一的例外似乎是“名家”，他们离开“实”而专门研究“名辩”问题，发展出类似古希腊智者的一派诡辩学说。然而，名家对名实关系的割裂，最终仍是为了政治实用，达到“形名之治”。“古代所谓‘名家’，实在就是‘形名家’，亦即‘刑名家’。”⑧他们之所以割裂名实，只是因为事实上“名实”之相怨久矣”，所以“知其不可两字．，乃取一焉”(《管子．宙合》)，以便用滔滔名辩来说服人而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却丝毫也没有以名当实或倒名为实的意思，不象智者派(如普罗塔哥拉)把人的主观当作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名家著名代表惠施主张“合同异”的相对主义，提出过十条似非而是的命题；但这种相对主义也体现在他的“去尊”、“相王”(让齐、魏相互都称王)的政治主张中。他生平的主要活动是任魏相达十五年之久，可见其名辩决不是象古希腊智者要“教人以智慧”，而是一种政治谈判术，具有极为实际的目的。公孙龙子以“离坚白”的绝对主义著称。他自谓“欲推白马非马之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在他对待名称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