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是往往在一个句子中会发生歧义，甚至产生根本性的大问题。

如康德在批判西方流传了数百年的对上帝的“本体论证明”时就指出，这一理性幻相全部都基于对这个Sein的误解，即利用这个词的含混性把作为语法上的系词的“是”理解成了一个“实在的谓词”，即“存在”。(注：参看《纯粹理性批判》A598 = B626。)但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当德文中一般地把Sein当作一个“实在的谓词”来使用时则不能将它理解为系词“是”。

这一点连康德自己也是这样用的，如他在其范畴表中的“存有—非有”(Dasein—Nichtsein)这对范畴(也可译作“定在—非存在”)是决不可以理解为逻辑系词意义上的“此是—不是”的，而是恰好指“实在的谓词”(即“现实性”范畴)。

中文的一词多译正可以避免从西方语言中生出的这种一词多义。(注：可见现在许多人不顾一切地要把这个词—义地固定译作“是”是多么的不合时宜，这等于迎合西方的毛病而放弃自己的优势。

当然这不是说我不主张搞清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的各种不同含义。)类似的词还有Subjekt(及其所派生的形容词subjektiv)，中文一般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译法：主体(主体性)、主观(主观性)、主词(主词的，这种情况不常见)。

它们分别对应于这个词在西方用于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场合。

但西方正由于在三种不同场合都使用同一个词，于是也产生了不小的歧义。

康德在批判“理性心理学”时就正是指出了人们将逻辑上的“主词”冒充本体论上的“主体”而造成了“谬误推理”。(注：参看《纯粹理性批判》B411。)假设西方人是用汉语表达，恐怕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现代汉语在翻译德国哲学文本时还有一些其他便利之处，例如汉语中没有特定的“虚拟式”，但却可以通过语气来表达虚拟式，如用“或许”、“就会”、“将会”、“就将”、“本来会”、“本可以”等等，而英语译者在翻译德文文本时往往把虚拟式省略掉了，即使有也不明显(难以与过去时区分开来)。

再就是汉语中还有一些古代的词汇已被废弃了，但正好作为备用的词库，在某些场合下会意想不到地派上用场。

这就像西方人往往通过引入拉丁文中的一个词来取代一个意义相同的词，以表示这个词的更为抽象的含义一样。

如黑格尔说的：“对于反思规定，哲学术语每每使用拉丁名词，这或者是因为本国语中没有那样的名词，或者即使有，也因为本国语名词使人较多地回想起直接的东西，而外国语则使人较多地回想起反思的东西。”(注：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第99页。)古代汉语的作用还不限于表示一个词的抽象含义，而且可用来补充现代汉语的词汇量。

如我用“心性”一词翻译德文的Gemütsart，用庄子的“无待”翻译德文的Independenz，(注：参看《判断力批判》， 邓晓芒 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14、108页。)我觉得非启用这些现代汉语中已不太使用的词不能准确表达德文原义。

当然这样译法是否恰当还可以再斟酌，我只是想说明现代汉语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即除了外来语和最新时代产生的一些特殊的新词汇之外(这是一切语言都一样的)，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备用空间(这是汉语独特的)，它凝聚着我们古人的生命体验并积淀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甚至血液中。

不过我们在利用这一宝库时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能够用现代汉语译的词决不故意起用古代的词汇，只有在现代汉语中实在找不到更准确的译名时才尝试到古代的语汇中去寻求帮助；二是在采用古代的词汇时也要注意是否会无形中掺入文化背景上格格不入甚至相违背的语义。(注：例如，孙周兴先生在翻译海德格尔的Ereignis一词时曾一度采用了中国哲学中的“大道”一词，引起了学界几乎是一致的反对，后来他自己似乎也放弃了这一译法。

其原因我想可能就是由于“大道”一词中国文化的背景意识太浓，至于字源上找不到根据还在其次。

我曾建议将海氏该词译作“成己”，虽也有人(如倪梁康)认为太多佛教味道，但其实儒道佛都有“成己”思想，西方人更不用说，这是一个跨文化的概念。“道”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己”却不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译康德著作时其实很少用到古代的词汇，而且我认为一般说来，在译逻辑性很强、概念很讲究清晰的作品(如西方近代哲学著作和现代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时尽量不采用古代词汇，以免造成现代人的理解困难。

只有在译像海德格尔这样一些常常诉之于体验和感悟的哲学家的作品时才可以小心地尝试采用古代词汇。

　　当然，要让哲学说汉语，这不仅是翻译的事，更是哲学思维本身的事，因为翻译(如前所述)一方面是以译者的哲学思维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最终也是为了促进中国人的哲学思维。

在今天看来，古代汉语不仅已经不适合于进行哲学翻译(包括对西方古典文献的翻译)，而且很不适合于哲学思维。

现代汉语则不仅具有翻译上的优势，而且(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具有哲学思维上的优势。

我们现在通过欧化了的现代汉语已经在原则上有可能透彻理解西方最深层次的思想，相比之下，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思想的深层至今还是不得其门而入。

就此而言，我们今天对西方文化其实应当说处于高位，正如当年经济上落后的德意志文化在思想上对欧洲其他文化处于高位一样。

如果说，当年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教哲学说德语”意味着哲学本身的发展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教会哲学说汉语”同样将意味着哲学本身在当代的新发展。

汉语中不仅也有黑格尔当年对德语备极赞扬的“思辨精神”，即一个词常常会具有完全相反的意思(如“易者，不易也”，“乱，治也”；又如“亏”字本来指受损失、吃亏，但“多亏”、“幸亏”却是指获得帮助)，而且有当今德里达等人所倾慕的“解构”性和“替补”性。

最明显的例子是，汉语中连动词的主动态和被动态都是模糊动摇的，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定的；而且，与西方语言的名词一般都是从动词变化而来相反，汉语中动词一般都是从名词变化而来的；(注：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