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康浦·斯密(Norman Kemp Smith)的英译本中，这段话被译成了：
A series of appearances thus arises which,with the aid of the understanding,produces and makes necessary the same order and continuous connection inthe series of possible perceptions as is met with a priori in time—the form of inner intuition wherein all perceptions must have a position.
于是，当韦卓民先生在依据康浦·斯密的英译本来把这段话译成汉语时，就成了：
现象的序列就是这样出来的，而以知性为媒介，这种序列就在可能的知觉序列里产生，如在时间中先天所碰到的同样次序和连续不断的关联，而且使之成为必然的——这就是一切知觉都必须在它里面有其地位的内直观的形式。(注：见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文中为我与我的译文对照改了几个字：“现象”原为“出现”，“序列”原为“系列”，“先验”原为“验前”，“关联”原为“联系”。“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的曹方久教授接受了我的建议，在该书2000年第二版中对此段话(以及其他多处地方)作了修改。另外可参看蓝公武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81页，该处所译比韦译本要稍为明确些，但由于依据的是同一个英译本，也有同样的问题，即破折号后面的一句不知起何作用。)
韦先生的英语程度之好自不用说，译文对照上述英文原文也差不多是无懈可击。但这段话的整个意思不知所云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奇怪的是，这段英文与上面的德文也几乎对应得天衣无缝，因而用我们的译文来译这段英文也完全可以，而我们的译文与韦先生的译文则是怎么也对不上号的。这就说明，同一个英译文完全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但却同样正确的译法，也就是英译文本身出现了严重的歧义。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框形结构上——德文中的“产生”(hervorbringt)和“使成为”(macht)作为一对同位的动词已把“现象序列”、“秩序和持续的关联”全部都“框”在里面了，后面(框外)的成分(“碰到的”云云)也是一个本身带有两层框形结构的从句(包含一个小从句的从句)，显然是作为前一框内成分的补充说明(比较从句)，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的译文以“在……中先天地见到”这一框形结构包容了“所有的知觉都必将在其中拥有其位置的内直观形式”，这就保持了德文的后一从句的完整意思；英译文则将所有原本后置于从句末的动词按照英文的语法全部提前了，就等于将框内成分都“放了鸭子”，任其遨游了。其实这段德文从开头的woraus起就是一个带框形结构的结果从句(英译文由于前面用句号点断了而完全没有表明这一点；但如果不点断，英译文就更加会一塌糊涂)，所以这段话整个看来是一个包含着套叠有四个层次的从句的织体，是典型的康德式的句子，没有框形结构这种语法手段，这种句子就会被拆散其逻辑关系而由读者(译者)任意组合了。
除了句法的灵活性外，现代汉语在翻译中的优势还体现在组词法的灵活性上。同样以英语为例。康德哲学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专门术语Wille(中译作“意志”)和Willkür(中译作“任意”，也有译作“意欲”、“意向”的)，在英文中始终无法区分开来。英文只能用一个词即will来表示这两个相差很大、甚至有时是对立的词。当代美国的康德哲学权威阿利森教授(Allison.H.E.)在其《康德的自由理论》一书中认为这是英语界的翻译人士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注：阿利森著：《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通常他们要么就将两者混为一谈，要么就把Willkür译作choice(选择)或will of choice(选择的意志)。译“选择”显然不行，译“选择的意志”庶几近之，但一个术语变成了一个词组。怎么办?阿利森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为了避免混乱和消除复杂性，我将只运用德文术语”。(注：阿利森著：《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这种原文照纳的办法等于不翻译。现代汉语在这方面的便利之处就在于，靠两个“字”所组成的双声词(这是现代汉语中绝大多数词的构成方式)具有比英语(或其他拼音文字)的词汇大得多的信息容量和可变动性，如“意”字单独来看就可以意味着意见、意念、意气、意识、意思、意图、意想、意向、意愿、意欲、意旨、意志等等，在倒语序中则可以意味着本意、介意、经意、决意、刻意、立意、起意、任意、随意、特意、蓄意、用意、有意、愿意、在意、执意、属意、注意、着意、恣意等等，“意”中所包含的这些意思都要在上下文语境中才能体会得出来。但与其他词组合成双声词后，其意思又有相当的确定性，如“意志”显然是与志气、志趣、志愿、志向相关的高级意向，“任意”则有“任选的意向”之意，是否高级意向尚在未定。中文双声词这么一颠倒、一重组，最大地拓展了表达丰富多样的甚至隐微曲折的含义的可能性，同时又可以保留其基本意思不变。当然也有些词是中文所没有而只能采取一词多译甚至加注的方式来表达的，如众所周知的Sein或Being一词，那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之故。但只要是中国人思维中能够想到的，中国人总可以把它弄得比较服帖。这是因为中国汉字本身不像西方拼音文字那么有一定规范，从词法上来说，一个汉字大都是一词、一声、一形、一意，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如同“意义原子”一样颠来倒去，任意组合，变化无穷，同时又保持自身本来的含义而加入组合之中，融汇为一个新的但又与原来的单个词义有联系的词。从句法上来说，它既不能被纳入分析性的语法规则，也不能被纳入综合性的语法规则，而是“混沌”的(模糊的)、具有组合的无限可能性的。这对于精确地翻译哲学文本来说，本来是汉语的缺点，但在被改造为现代汉语后，这一天生的缺点竟然变成了优点，即它既可以表达分析性的语法形式，也有办法表达综合性的语法形式!
汉语的缺点在现代汉语中变成了它的优点的例子，即使在不得不一词多译的情况下有时也可以表现出来。如上述Sein或Being的译法，目前许多人争论不休的是究竟用一个什么中文词才能准确地将它的意思完全把握住。但其实西方人在使用这个词时，虽然明知道这个词有各种不同的含义，也并不一定要把所有含义全都保持在视野中才能理解，常常是根据当时的语境每次只取其一个含义，所以他们常遇到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