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在对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中正是力图要贯彻黑格尔所表达的上述思想，通过翻译这位世界级的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来使哲学说汉语。

然而在过去，例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甚至之后的一段时期中，由于文化和语言结构上的重大差异，中国人要使一种外来的哲学，特别是像康德这样的高度思辨化因而集中代表了西方思维方式特点的哲学思想得到汉语的比较准确的表达，的确是极其困难的。

这是因为，书写的汉语本身还未完成向恢复到与日常口语相一致的现代化蜕变(而这正是西方近代语言的一个重要优势，也是它们适合于更精密的哲学表达和哲学讨论的基本条件)，更谈不上在这种蜕变的基础上出于现代学术的需要而(借鉴西方语法)建立起一套明确规范的学术语言了。

当人们以古代汉语译西方哲学文献时，会发现由于缺乏相应的语法手段，一些语法关系不得不以大而化之的方式来处理。

以文言文译康德著作的一个最典型的尝试，是蓝公武于1933～1935年译成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公开出版于1957年)。

在这部译著中，译者尽了最大的努力将康德本来佶屈聱牙的德文经康浦·斯密的英译本而转化为流利典雅的汉语文言文，居然在行文上做得气韵生动、滴水不漏。

从中文的角度来看，这部译著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精品。

但从康德哲学思想的连贯性和严密性来看，则显然常因迁就语言的限制而使信息受到不少扭曲和损耗，许多细微之处无法表达出来。

在这里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外来语言和本民族语言的冲突，而是外来语言和本民族的已经过去了的语言(如果把它看作时间维度上的“外来语言”，那就是“两种外来语言”)的冲突，这冲突的无法解决正在于它们都与现代中国人的日常自然语言相脱节。

　　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文化成就和功劳之一，我以为就在于对古典汉语的改造和现代汉语的形成。(注：对这一点，目前国内学人多有负面的批评，认为文言文的废止不是五四运动的功劳，而恰好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罪过。

然而我以为这种，评价毕竟带有过多的情绪色彩，并未仔细考虑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发展。)这一过程是艰苦而漫长的。

清末以来，一些古典文学功底深厚的才俊之士留学西方，除带来了西方近代新思想外(如严复)，还带来了西方的文法(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这些都为现代汉语的产生作了准备。

五四以后，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抛弃了以文言文译异域小说(如林纾)的做法，开始在用日常口头语言译西方文学作品的语言实践中锻造现代汉语，并从中逐渐形成了与日常口语比较接近但又不失学术气度和文化学养的“翻译体”。

这种翻译体的特点是基本合乎现代西方语法(包括标点符号、系词介词、倒装句型、主从句关系等等的运用)，大大扩展了句子对修饰词(定语、状语、补语等)的容量，强调句子各部分及各句之间的逻辑关联，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在古代汉语中闻所未闻的长句子；但同时它又保持了不少古代汉语的优点，如各种修辞手法(赋比兴、排列和对偶、成语和典故等)的运用，以及点到为止、言不尽意的简洁的文风和意会式的表达方式。

这种从对经典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形成起来的翻译文体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王小波说，他的文学素养主要是通过读翻译作品获得的，那些了不起的翻译家，“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

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

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章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注：王小波：《我的师承》，载《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这其实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这样一些同龄人(出生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人)的共同体会。

当然，除了文学之外，其他翻译作品如美学和哲学理论也参与了现代汉语的塑造，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规模地被翻译过来，对现代汉语的学术语言都起到了重要的定型作用。

我曾经说过，50年来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和其他理论研究在语言和文体方面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所决定的，而这些著作所传达的无疑是西方学术话语的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规范的现代汉语实际上已经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的东西了，而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杂交品种。

　　当然，在这一碰撞过程中发生争论和偏颇都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

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等人关于“曲译”、“硬译”、“死译”和“乱译”的争论，对于把握翻译的分寸就很有参考意义。

当然，鲁迅主张翻译要“硬”一点，我理解这并不仅仅是着眼于一个翻译技巧的问题，而是从他一贯主张的“国民性改造”的大前提来考虑的。

他不愿意一味地迁就国人的理解能力和欣赏口味，他深知这种能力之不发达、口味之偏狭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束缚所导致的，翻译家的任务则是首先为这种束缚松绑，这就要求翻译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尽量能使读者“跳一跳够得着”。

有趣的是，鲁迅也提到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他在《为翻译辩护》一文中对于当时有人抱怨翻译的“硬”或“乱”，说有许多翻译作品糟糕得“往往看了三四页，还是不知所云”的现象，而指出病根一方面在于中国人喜欢“抢先”和赶时髦的浮躁风气(这与80年后的中国目前翻译界的现状何其相似!)；再就是批评的缺席(这点至今也仍然毫无改善)；但最后却为翻译“辩护”说，对某些翻译应该区别对待，“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

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