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水平已不是讨论前的水平了,而且所讨论的问题的内在复杂性、微妙性也暴露出来了,这就给后人沿着思维已指出的方向继续深入提供了极宝贵的启发。

　　相比之下,孔子的对话看重的只是结论,而完全不重视反复的辩难,一般是一问一答为一小节,少有两个以上来回的,即使有,也不是针对同一个问题,更不是贯穿一条思路。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30),又说"吾道一以贯之"(31);但他是如何由故而"知"新的,他的"思"的思路究竟如何,他又是怎样用他的"道"来贯穿他所有那些论点的,却从来不曾交待。我们只能认为,他的"知"、"思"和"道"都只不过是一种内心的体会,所能说出来的只是结论,而不是过程。

　　所以,《论语》是中国传统官样文章中泛滥成灾的"要字句"的始作俑者。所谓"要字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的句式,有时不一定包含"我们",常常连"要"字也省掉了,但意思每个中国人都懂。但西方人就不一定懂了,他们只可能将它看作"无人称句",但西文无人称句不含"要"的意思,因此他们往往抱怨这种句子没有主语。随便举一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32),前面加上"我们要"三字(或只加"要"字),亦通。又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33),"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34)等等,不胜枚举。在"要字句"中,"为什么要"是不能问的,一问你就成了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35),因此这是一种权力话语。

　　那么,一介儒生,权力从何而来?来自道德上的制高点,而道德制高点又是基于自己情感上的自信,即相信自己的情感合乎自然情理(天道)。如宰我(予)对孔子说守三年父母之丧太久了,许多该做的事都荒废了,孔子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答曰:"安。"孔子就冒火了:"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口今女安,则为之!";宰我走后,孔子骂他"不仁",说"子女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父母抱大他到3岁,所以父母死后就要守3年之丧,如果当作一种定量化的推理来看这的确是很可笑的,哪里有什么道理;但能够想到这个类比并说出来的人显然表明了他的情感的深切笃实,自然就有资格训人了。幸好没有人来和孔子竞争说父母养你到18岁,因此要守丧18年,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权力话语,而不是真正的权力。不过,一旦和真正的权力挂上句,就难说会出现什么荒唐事了(如文革中大家竞相表"忠心\')。所以,对话中对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是一场情感的表白和比赛,其结果就是写有"忠孝"二字的大奖杯。

　　因此,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两种不同的对话其效应也是极不相同的。前者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大转折,刺激了后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后者则树立了无人能够超越的"大成至圣先师",只能为后人"仰止"和不断地体会、学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人到了一个自我循环、原地转圈的框架之中,尽管内容上还有所发展和充实,形式上却两千多年一仍旧制,几无变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有了初步的松动。

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

由我和我的老师杨祖陶先生合作翻译(我译，杨老师校)的康德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共100万字)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看到我们历时七年的这项“跨世纪”工程今天终于竣工，心中涌起无限感慨。特别是，当我读着那一行行用方块字整齐排列的句子并体会其中所表达的“意识流”、所结成的思想织体时，竟感到仿佛是康德本人在用汉语向我们宣讲他那艰深晦涩的哲学。这时我脑子里想到的，是黑格尔的一段箴言：“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为此他提出要“教给哲学说德语”，认为“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注：《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如果把这句话中的“德语”换成“汉语”，这仍然是一条至理名言。的确，我们的意图就是要让哲学(这里就是康德哲学)“说汉语”。

　　但黑格尔这段话可能会有两点使人困惑之处。其一是，一个民族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哲学?能否例如说通过普及外来语教育(在当时即普及拉丁文和希腊文，或者按今天中国的情况，普及英语教育或其他外语教育)而达到同样的目的?其二是，既然说到一个民族要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哲学，后面的结论就应当是“教给德语说哲学”，而不是“教给哲学说德语”，黑格尔这里是不是有笔误?

　　先说第一个问题。哲学显然是属于“最优秀的东西”之列。在西方，哲学首先是希腊人创造的，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哲学。然后是罗马人及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哲学家，他们使用的是拉丁语。近代以来，古典拉丁语随着欧洲各大民族国家的形成并创立了自己各自的语言体系，已经成为死去的语言。在黑格尔的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仅仅局限于一小群经院神学家用拉丁语这种脱离广大群众的语言自说自话，这个民族整体上就会被看作仍然属于“野蛮民族”(这一点深受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和启蒙运动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拉丁语已经失去了来自生活本身及其生动活跃的“自然语言”的根，它对哲学的表达已经成为一种僵死的表达，因而它已经不适合于表达新的哲学思想，而只是禁锢哲学思想；另一方面，这个民族的日常自然语言因此也无法上升到优雅的哲学层面，而只能停留于粗陋和芜杂。所以在黑格尔看来，路德把《圣经》译成德语，沃斯(Voss,Johann Heinrich，1751—1826)把荷马译成德语，对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都是了不起的贡献，因为这种翻译深入到民族的日常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