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所以理学并不一般地反对人的欲望，因为欲望本身也是自然规律，也是天理所成，不应违背，但将它当作个人享受就成了与天理相悖的人欲、私欲了。

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盖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则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于形，杂于气，狃于习，乱于情而后有者也”。

天理是天生的，人欲是后天影响、污136染所致；天理是普遍的、正常的，人欲是个别的、不正常的，天理是自然，人欲是自然的偏差；天理使人天人合一，人际和谐，人欲则既伤身体，又危害社会。

存天理去人欲，严格地说应当只是“去私欲”，它最终是要回复人的自然本性，与自然和社会都达到一种浑然一体你我不分的和谐，熄灭自己的个人意志，达到“无我”境界。

这与西方人寻求个人灵魂的自由和升华，以求摆脱人的自然性而上升到纯灵的精神世界，或力求建立使自由意志得到最大伸张的道德法律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因而也就缺乏建立自律的伦理学的根基和基本意向。

中国哲学中，与康德自律的伦理学最相似的要数王守仁的“心学”了。

王守仁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认为“天地之物，俱在我的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障碍？”颇有“人为自然界立法”的意思；这种良知既有认识能力，又有实践能力，颇近乎康德的实践理性：“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因此，知也就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良知就是每个人的“自律”：“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他是便知是，非便之非，更瞒他一些不得。

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

这就是康德在日常意义上表述为Gewisssen（良心、良知）的概念。

由此看来，尽管王守仁远不如康德精密严格，我们似乎也可以把他看作是“中国的康德了”。

但差别其实也还是很明显的。

康德将认知论与伦理学划分为两大对立领域，实践理性固然也是理性，却并无认知的含义，与现实的自然规律无关；王守仁却讲“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与行之间，天地万物与良知之间，无一物“能作障碍”，只要本着良知，便可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何等稳当快乐”。

康德正因为将整个现实的经验世界、现象世界即认识的内容全部排除在道德法则之外，他的实践理性便归结为几条纯形式的、逻辑性的抽象原理或规则，它只是自由意志的自身规律，由此可以决定是非，却无关乎好恶；王守仁的良知却是建立在对行为的内容、质料的直接感受之上的，因而“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甚至“无物无心”，“无理无心”，这心“只是个是非之心”，它唯一地取决于人的好恶：“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亦即取决于人的自然天然的情感。

这种情感就是儒家传统所谓孝、悌137和忠：“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兄，便是悌，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

但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逻辑啊！人的天然好恶不需有任何客观知识和行为规范为前提，单凭自身怎能把人类引向崇高道德水平和社会的和谐安宁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种“好恶”必定是预先经过阉割去势了的、无个性的、无生气的，因而是扭曲和不自然的，它只能产生一种做作、虚伪的道德原则（即所谓“做人”的原则，似乎人不是人，需要“做”才是人）。

在西方人看来，任凭个人好恶行事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因此理性主义伦理学要将知识置于好恶之前，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学要将法律、教育追加于好恶之后，康德则将好恶排除于整个道德自律领域之外。

这表明，西方孤独的个体要回到群体关系的伦理怀抱是多么艰难，而中国人正由于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从未“离家出走”，因而只要“反身而诚”即可发现自己事实上处于天然的伦理实体之中。

康德的自律的伦理学导向一个超验的“目的国”，需要假设一个永在彼岸世界的希望即上帝，才能鼓舞们不断追求道德生活的勇气；王守仁则轻而易举地借助于人我固有的“大心”、“大我”、就能在想象中打破“形体间隔”，而投身“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混沌一片的自然本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

这些区别，不仅是康德和王守仁的区别，也是中、西人生观、人性观之最本质的区别。

由是观之，历来中国人讲用天理人道限制和消灭私欲，归根结底不是自律，而是自然律、他律，因为它缺乏自律最起码的基础，即自由意志。

即使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也无非是一个替天行道的偶人，如宋代邵雍所说的，他只不过是“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这种“造化在我”的假象，其实质不过是“循天理而动”。

这种道德从来没有达到过每个有理性者自身的“绝对命令”的层次，而总是“有条件的”命令。

这个条件就是合乎自然之道（天命），它体现为社会的和谐（礼），具体说就是家庭和睦，国家太平。

因此，道德永远是工具（儒表法里、王霸之道杂之），有道德者（忠臣、孝子、节妇等等）永远是牺牲品，人永远被当作手段，而不成为目的。

真正的自律，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自由，它以自由意志的任意性为前提，但又不止于任意性。

任意性总是诉之于偶然性的，自律却是一种自由的必然性：人为自己的行为立法，当这个自己所定的法规畅行无阻时，人便达到了自由的境界。

任何自由意志都是不可能不受制约的，但只有它在受并且只受自己的制约时，它才能仍然保持自己是自由的，因而是真正自由的，因为它虽然是个被制约者，但同时又还是绝对的制约者。

自由意志使人有了个性，自律则使人有了前后一贯的人格，有了高于一切自然物的尊严。

而这才是一种真正独立的个性。

当我们根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