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

激荡三十年

作者:吴晓波

都市言情13 万汉字|800 英文 连载

最新章节:第 65 章1个月前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本书作者没有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而是站在民间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汹涌的商品大潮;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互相博弈的曲折发展;整个社会的躁动和不安……整部书稿中都体现得极为真切和实在。作者用激扬的文字再现出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 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 章节试读:第 9 章

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这自然是1990年之后的话题了。

《激荡三十年》之八

萧山虽处鱼米之乡的江南,却是江沙冲击出来的小*平原,人口众多而地力贫瘠,鲁冠球生来对种地毫无兴趣,他自小流浪乡里,先学打铁,后修自行车,25岁那年,他东借西凑4000元,带着6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宁围是他出生地所在,在他将近50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企业常青树”把公司办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

鲁冠球办厂,可以说真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有时候就蜷在一些国营大工厂的门外一整天,有厂里不要的废钢管、旧铁线扔出来,就宝贝一样地拣回去。生产什么,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滚大,鲁冠球的工厂竟已有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四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四周的农民恐怕没有几个弄得清楚失蜡铸钢、万向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后来人看来,从农作耕地到初级工业化之间,鲁冠球似乎已经在费力地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

让人犹为惊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在1969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直到七八年后,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做工厂不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小而专、小而精。”鲁冠球后来说,他从1978年开始考虑一些问题。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他可能是当时8亿中国农民中仅有的几个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人。这一年,在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悄悄恢复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制度,有的还开始尝试计件制。9月,吴敬琏、周叔莲和汪海波发表长篇论文建立和改进企业基金提成制度》,他们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混杂语言十分辛苦地论证,利润考核和提成制度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利润挂帅”,在结论上,他们很自然地将那些错误的观点归咎于**和“四人帮”:“他们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在一起,用心险恶地要把我们的企业都变成坐吃山空的官僚衙门。”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每一个清晨都给人寒冷的感觉。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如果说,邓小*平在年末的访日颇有点“招商”意味的话,那么,欧美的企业主也明显嗅到了中国变革的气息。特别是早在1972年就与中国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的超级大国美国,它那家最著名的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很早就把它的临时办事机构设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饭店里。当时在中国主管事务的是可口可乐亚太分部的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中年人,接触过他的人都记得他有一头铁灰色的头发。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第二天,亨达与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根据当时的协议,可口可乐公司获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办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罐装设备,在中国设立专厂装罐装瓶,并在中国市场销售。在罐装厂建立之前,从1979年起,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合同是在外贸部大院(与北京饭店斜斜相望,仅隔着一条长安街)签订的。外贸部长李强在批复中加了一条:“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尽管合作的姿态是审慎和小心翼翼的,但是可口可乐总部显然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水闸一经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激荡三十年》之九

美国和可口可乐的速度让人嫉妒,似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对打开国门的中国感兴趣。当时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中抽身,无力再干预其他地区事务;苏联也因为要插手阿富汗而无暇他顾,冷战局势处于低潮。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刚刚从经济萧条中走出,空闲资金较多,急需扩大海外市场。4月,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谷牧率中国代表团出访欧洲各国,所到之处,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巴符州州长说可以贷款50亿美元给中国,马上可以签字;北威州则表示100亿美元也问题不大。这些资讯都刺激着中国领导人对引进持积极态度,因而形成了加快扩大对外引进的思想。

6月22日,邓小*平找余秋里、谷牧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同国外做生意可以做大一点,搞它500亿,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可以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都可以尽快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