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分子的三种思想境界(如果不算那种彻底堕落了的、名不副实的“知识分子”如江晓力之流的话)。其中,毛子是处在最低的层次,他从一个“青马”的独立知识分子堕落为一个替所长代写文章以谋取好处的庸人,遭到他的朋友达摩的痛斥,但也有良心未泯的自省;达摩则更高一个层次,他始终坚持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不向权势和社会腐朽风气低头,是知识分子清高的典型;最高层次是历经生死磨难的卫老师,他也清高孤傲,但更为可贵的是,他对自身以及他所代表的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自我批判和忏悔精神,而没有达摩那种道德上的盛气凌人。他带有类似于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一种宽容、博大的胸怀及自觉的反省意识,他的可敬正在于这种自我反思,而不在于他在道德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圣人”气象。他就是《如焉》中的最高尖顶,因为他超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传统人格模式(圣人模式),因而不但为一般民众所不理解,也为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所不理解。
因此,《如焉》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要作一个定位的话,从创作手法上可以看作还是属于传统文学的范畴之内,受西方古典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很深;但从思想性上我认为它已经开始向现代文学靠拢,它的方向是指向人心内部的无穷层次的。因此,它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情感体验,使我们感受到人的有限性,以及某种力图使有限提升为无限的渴望。我们为什么不能创作出像《在贝加尔湖草原上》这样具有永恒意义的作品,而只能写出像“伤痕文学”之类用一种有限性取代另一种有限性的作品来?我们的有限的精神财富如果不能提升到无限性的高度,它将随着我们的肉体的消灭而消灭,时过境迁,这种精神财富就会只剩下一个空壳,让后人随意塞进其他有限性的内容,我们的生命就白活了,我们所受的苦难就毫无价值,我们的任何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只不过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如烟往事。这就是《如焉》向我们启示出来的新时代的新思想、新感觉,也是我对这篇小说感觉甚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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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又到一年高考时,楼下的水泥路面上停满了轿车,都是来接送到附近考场考生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在附中的铁栅栏外翘首以待,让人想起半个世纪以前一部香港片的片名:“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女儿早已经过了这道“鬼门关”,现正在一所名牌大学就读,即将毕业了。但每当我看到一年一度这种熟悉的热闹场景,内心总不是滋味,感到这番折腾完全是在捉弄人,就像动物园里的“耍猴”。不同的是其他看客也是猴,有的已被耍过了,有的还待耍,这与近三十年前我自己走进考场的感觉完全是天壤之别。
我没有读过大学,连高中也没有读过。当年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年纪很轻就只配下农村去修理地球。1977年恢复本科高考,我因为超龄(过了二十五岁),没有报上名(据说有的省份没有这一限制),继续在水电安装公司当我的搬运工。1978年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成绩上了线,但因父母“右派”问题,没过政审关。1979年再次报考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有幸被录取,师从陈修斋、杨祖陶两位哲学界前辈。我因此而有过两次进考场的经验。记得那个时候的考试,不论是考大学还是考研究生,对于像我这样“被耽误了的”一代以及更年轻一代人来说,整个都像是一场狂欢节,你有本事,你有技能,你有才华,拿出来呀!“这儿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考上了自然春风满面,没有考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么进一个普通单位,要么明年再考一下试试。反正大家都没有什么准备,机会完全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捞不着也没有遗憾。不像今天,每个人都是铆足了劲,在全家拼尽全力的财政资助和精神鼓励下,坚持十几年如一日地寒窗苦读,志在必得。就是为了这两三天,孩子们不仅牺牲了童年,而且牺牲了少年时光,从小就被绑到高考这辆战车上,一朝倾覆,整个人生都失去了意义。
想到这些,我甚至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成长在这个倒霉的时代,这个极其不利于幼者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拿我们这些饱经风霜世故的“老麻雀”没有什么办法了,便用它的全部体制的力量来折磨柔弱的孩子们。当然,和我们那时所受到的政治上的压抑、物质上的匮乏、身体上的饥饿、体力上的劳累相比,今天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们不需做家务,不必挨饿受冻,也不要下农村和受政治上的歧视,只要求他们一心埋头读书,考个好成绩。恢复高考的头几年,我一开始是羡慕他们的。但是,到我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逐渐感觉到这套体制对儿童天性的摧残。我尽一切能力与这种可怕的力量相对抗。我拒绝班主任老师一再要求孩子上各种“培优班”的劝告,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就带孩子到屋后的珞珈山上去玩,拍蝴蝶、逮蜻蜓,上树抓蝉,掏洞找蟋蟀,这都是我小时候的拿手好戏。采蘑菇,摘乌泡子和刺泡,捡掉在地上的野柿子,则是我外婆教我们的。那时我们姊妹几乎可以组成一个八度音阶,于大饥荒的年代在外婆的带领下在岳麓山上鱼贯而行,沿途过滤了一切可以吃的野生东西,从树上的野果到沟池里的虾蟹。如果现在举办一次群众性的“野外生存训练”的话,我想我还是可以拿名次的。
但当时最关注于心的还是好玩。我至今记得有一次,为了逮一只巨大的“老虎蜻蜓”(有虎纹斑的大型蜻蜓),我在盛夏正午的烈日下暴晒了近一个小时,与那只狡猾的蜻蜓周旋。每次当我快要逮住它的尾巴时,它就忽地一下飞走,不知去向了,但一分钟后它又飞回来,还停在原处,似乎故意要气一气我。于是我又慢慢地接近它,以几乎看不出来的动作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