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说出尊神的名号，来召役神将、镇压妖邪。

对於比较低级、专供法师役使的神灵，则是直呼其名，以示自己有控制他们的能力。

因此道教咒语的施行，与其整个神仙谱系是紧密相联的，其中表现了他们的信仰，也反映了他们实践信仰的方式。

不过称引神名，并不是道咒特有的现象，甚至不是咒语特有的现象。

基督教徒在祈祷之后总要说「奉耶苏基督的名」。

那是对神强烈的信赖敬仰的表现。

所以道咒中的称引神名，表明的是许多宗教中共通的对神灵的信仰、依赖，只不过各自的神有不同的面貌罢了。

其更能表达道咒本身特色的还是下一方面：它表明咒语是对祈使对象的命令，而「如律令」，既是催促，又是强调其命令必须执行，不执行，则依律惩罚。

咒语的内容都直言不讳地讲清命令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是道教咒语具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一般说来，中国的民众对待宗教的态度，以祈求解决眼前的困难为主导，求得平安便算有福。

象西方社会和印度人那种对神灵的虔诚皈依，是有相当差距的。

比如印度传来的《主夜神咒》：「婆涉演波底」，据说夜行时念它可以辟邪。

但其辞实际上是印度人所奉夜神的音译。

佛教的重要咒语《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即民间比较熟悉的大悲咒，共有八十四句，句句皆表示对观世音的皈依礼敬之意，八十三句系称呼菩萨（包括观音的种种变相）名。

这部咒语，佛教徒认为其威力极大，使用也很广泛，《大悲心陀罗尼》详细记载有用它治病、催产、解蛊毒、辟蛇蝎等等的方法。

就功能言，佛咒与道咒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从结构看又很不同。

大悲咒的特点，在叫人先皈依，倘皈依了，一念它，观音就能帮助解决各种魔难，直至接引他上西方极乐世界，念咒的本身就是皈依。

道咒则是直接驱策鬼神，让它们走开或者完成凡人无法完成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实的目的是前提，对神的敬仰，乃以当下直接的利益为中心。

道教咒语的这一特点规定了每一咒的应用范围相对较窄，所以道咒各有针对性，数量极多。

念咒与气禁：念咒时常常要求与体内的运气、在意念中存想相关的神灵形象（存想）统一起来。

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内气作用於对象，使之受到控制，或发生相应的变化。

这种方法称为禁咒，又称气禁，简称为禁。

气禁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巫术中就已经使用。

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至理》说：「吴越地方有称为禁咒法的，很有显著的效验，（那原因）是法师气充沛。」（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气耳。）从近几年来考古发现看，气禁流行的地区不限於吴越地区。

楚、蜀等地区都有类似的方术。

据葛洪的记载，禁咒的应用范围广泛，有入大疫不受传染、驱逐邪魅，禁虎豹蛇蜂、为人治病，乃至於禁水倒流等。

气禁术被道教所吸收，成为道法的一部份，早期道教正一盟威道的二十四阶箓中专有一种《禁气箓》，可见已经是整个法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

一般道士在念咒时与内气的发放相伴随，念咒兼有以气作用於对象（通常称为布气，又称内气外运），因此对於道士平时的炼气，提出了一定要求。

房中术

房中术或称**，黄赤之道，混气之法，男女合气之术，为道教倡导在男女性生活方面的养生术。

道教认为，精、气、神为人生“三宝”，精足则气充，气充则神旺。

如人能时常保持精足、气充、神旺的状态，必然健康长寿，乃至长生；反之，不断耗损三宝，必罹病夭亡。

为此以“爱气、尊神、重精”为宗旨，讲求重精、宝精的修炼之术。

房中术源于战国神仙家。

据今人蒙文通先生考证，晚周仙道分行气（含导引）、服饵、房中三派，行气导引源于巴蜀，尊彭祖、王乔、赤松子为始祖服饵兴于齐鲁，以羡门、安期生为中坚房中起于秦中，以容成、务成子为代表。

⑴《汉书·艺文志》著录房中书八家百八十六卷，计：《容成**》二十六卷，《务成子**》十六卷，《尧舜**》二十六卷，《汤盘庚**》二十卷，《天老杂子**》二十五卷，《天一**》二十四卷，《轩辕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表明战国至秦汉间，房中术是十分盛行的。

以上诸书早佚。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和部分竹、木简，经整理，发现医学著作15种，其中有5种为房中术著作，被定名为：《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养生方》《杂疗方》。

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房中术著作，据此可以概见先秦至汉初房中术的基本内容。

早期道教在全面继承方仙道术时，即将房中术纳入其道术系列中。

最早创立的五斗米道，即引进此术，以之和行气、符咒术等配合修习。

魏晋期间，方士道士多习此术。

在曹操招致的大批方士中，“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

⑵后左元放（即左慈）传郑隐，郑隐传葛洪。

葛洪《抱朴子·遐览》著录房中书多种，计有《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子都经》《天门子经》《容成经》等。

⑶可见汉魏两晋时，房中术也很盛行。

东晋以后，一些道派和道士相率反对房中术，如东晋中期出现的上清派，崇尚存思、行气，贬斥黄赤北魏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时，称房中术为“三张伪法”，要男女道官箓生“断改黄赤”。

但是历晋至南北朝，不论道教内外，房中术并未断绝。

南朝梁大医药学家著名道士陶弘景在所著《养性延命录》中即辟专章《御女损益篇》阐述房中术。《隋书·经籍志》道经类称有房中书十三部，三十八卷，但未著录书名，而在医方类却著录房中书《玉房秘诀》十卷，《素女秘道经》一卷，《素女方》一卷，《彭祖养性经》一卷，《彭祖养性》一卷（似重出），《序（玉）房内秘术》（葛氏撰）一卷，《玉房秘诀》八卷（似重出），徐太山《房内秘要》一卷，《新撰玉房秘诀》九卷。

可知南北朝至隋代，房中术照样盛行不衰。

至唐代，著名道教医学家孙思邈在其名著《千金要方》中又辟专节阐述“房中补益”，王焘在医书《外合秘要方》中又引录《素女方》。《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又在医术类著录房中专书葛氏《玉房秘术》一卷，冲和子《玉房秘录诀》八卷。

可知房中术在唐代亦继续流行。

直至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