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的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
东厂除侦察京师官民外，连锦衣卫也在侦察范围之内。由于东厂还要负责调查全国各地的情况，临时派遣的特务最为广泛，派出去的宦官或去监督军队，叫做监军；或去征收税赋，叫做税监；还有提督京营，监督仓场，采办货物等，遍于全国各地，全都负有侦缉的责任。
三厂的危害比起锦衣卫尤甚。首先，他们的职权在锦衣卫之上，权大为非作歹起来危害也就越大。再加上掌权的都是些身体和人格上都不健全的太监，行事之乖张酷烈也就可想而知。有人说太监阴毒是因为‘女性化‘，其实不是这样，这完全是中国数千年男尊女卑思想的流毒。太监阴毒是因为被人为的压制了本性，就是变态。男人女性化会变态，女人男性化又何尝不会？‘最毒妇人心‘的封建思想可以休矣。
‘厂‘‘卫‘的出现，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加强，权力更加全面的集中到了皇帝手里。‘厂‘‘卫‘自己拥有司法，审判，执行的权力，不受任何部门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令普通百姓和官员谈虎色变。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皇帝对控制手下的官员已经失去了信心，靠正常方法已经无法达成目的，只好借助特务手段。而这一方法的弊病也显而易见，庞大的机构只有皇帝一个人可以直接控制，显然无法面面俱到。在忠实执行了皇帝下达的任务之外这些位高权重的特务的作为根本没有人可以制约，皇帝也不可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也就无法杜绝公报私仇以权谋私等等行为的产生。事实上明朝的皇帝对自己这些爪牙的胡作非为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好比有人养了一条恶狗，用的时候就让他看家护院或者去攻击对手，不用时候就放出去让他自己觅食，会不会乱咬人他是不管的，何况厂卫特务远远不是一条狗这么简单，堪比豺狼虎豹。屈死在厂卫手中的良善百姓和正直官员不计其数，厂卫特务制度已经成为了明朝政治形势昏暗残酷的一个象征。
然而皇帝为了控制自己的权力而建立的厂卫制度显然没有起到什么好效果，昏暗残忍的政治制度，加上连着几个皇帝的无稽荒唐，千创百孔的大明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没有活路的百姓们忍无可忍起来造反，崇祯皇帝口中的‘流寇‘们攻入北京自己做了皇帝。可惜这些不想饿死而起来造反的‘流寇‘们一吃饱饭就忘了本，在北京城中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在根基未稳隐忧尚存之时就飘飘然准备要做皇帝做王爷好好享受一下了。一个女人成了导火索（陈圆圆之事是否是吴三桂降清的主要原因还有争议，但肯定是原因之一），前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举军降清，引满清入关，山海关一片石一场大战，闯王大军全军覆没，这也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了。大顺王朝昙花一现，继元之后的另一个大一统少数民族政权——清登上了历史舞台。
清朝入关初期是相当血腥残忍的。野蛮落后的民族发现自己好象突然闯进了天堂，而且天堂里的一切好象都可以据为己有，烧杀掳掠的强盗行为也就不可避免（这在他们看来根本天经地义，关外的女真部落尚处在奴隶制社会，部落之间的战争一向如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惨绝人寰。但满清毕竟不是傻子，终于认识到了这样非长远之计，于是颁布剃发令压制汉族人民的抵抗意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当无数高贵的头颅带着汉族传统的发式纷纷落地的时候，满清的目的达到了，清朝统治开始了。
清朝最杰出的一个皇帝是康熙，这位皇帝未成年便登基，年纪轻轻便不动声色的剪除了把持朝政的权臣敖拜，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才能。这位皇帝天资聪颖，是历朝历代很少见的多才多艺但又不误正事的一个皇帝。从敖拜事件中他意识到了权力集中的重要性，但高度集权的制度却又让他感到以一人之力操控百官的力不从心。怎么办呢？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特务机构是不可行的，前明的厂卫特务机构太臭名昭著，前车之鉴，绝不能冒天下之大不违。于是，这位皇帝搞了一个小发明，这就是清朝的‘密折奏事‘制度。
‘《鹿鼎记》的故事中说到，康熙在韦小宝的部属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韦小宝的许多秘密行动。小说的故事有点夸张。清初政治相当清明，取消了明朝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特务制度，皇帝并没有私人特务。一直到清亡，始终没有特务系统。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朝廷有一个“通政使”机关，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康熙觉得这方式会导致壅塞，泄露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闻。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等皇帝批复之后，又亲自到御书房领回。
后来这奏折制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亲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员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规定科道等官（中级官员）每天一人以密折轮流奏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奏告，即使没有什么事可说，也须说明为什么没有事可说。这种方式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
从康熙朝的奏折中看来，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清贪。可见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到了雍正即位，形势就很不一样了，同他的父亲不同，雍正是位苛察而御下极严的皇帝，大臣们在面对他的时候往往战战兢兢，生怕说错话，那是肯定要不留情面的斥责一顿的。雍正强化了‘密折奏事‘制度，允许官员‘风闻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