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本国霸权的挑战者，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基于这种认识，英国实质上已经决定要与德国进行殊死一战来维护大英帝国的存在了。至于其扭扭捏捏，言不由衷的作风，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虚伪做作和推卸责任的民族xìng格所决定的。英国外jiāo的历史记录和行为模式向来就是做决定之前仔细评估权力结构和斟酌利害关系，做好了决定就会坚持到底。英国外jiāo决策者在维护比利时中立地位上的做作表演，无非是顾左右而言他的一贯作风。

1902年英日同盟缔结后，英国找到了一个在远东地区遏制俄国的竞争，而又不给英国造成额外战略负担的盟友。当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其扩张势头受挫，英国便不再考虑俄国为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在1904年英法协约完成以后，英俄接近与谅解便势在必行了，于是在1907年英国与俄国达成了在bō斯和阿富汗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至此，英国已经与法国和俄国解决了全部殖民冲突，而把国家力量全部聚焦在对德关系上来了。

十九世纪后半叶，拜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这两位欧洲领袖的一系列外jiāo活动所赐，权力政治和现实主义外jiāo原则成为各国挖角决策者所普遍接受的观念。基于保守传统、自我节制与内外均衡的正统主义原则变得很不重要，而这种原则正是保卫欧洲和平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维也纳体系维持下去的最根本原因。随着科技的进步、jiāo通的发达和市场的扩张，国家的管理深度和镇压力量进一步加强，一旦那些保守国家不再需要彼此支持来对付国内外的形形sèsè的**运动，那么它们在外jiāo上就可以自行其事，互相拆台。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法德矛盾，但决定xìng因素确是俄国、德国和奥匈三个君主**国家的分裂，而英国的态度转变，则成了压垮欧洲均势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九世纪也是民族主义cháo流jīdàng的世纪。一战爆发前，俄国在东欧和巴尔干大肆宣扬泛斯拉夫主义，而德国则针锋相对地推行泛德意志主义。奥匈帝国这个多民族帝国一方面在泛斯拉夫主义的làngcháo中摇摇yù坠，一方面则指望德国能够站在泛德意志主义的立场上拉自己一把。法国出于国家荣耀和民族统一，念念不忘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德国出于同样的原因，决不肯放弃。俄国嫉妒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德国则害怕俄国巨大的潜力。德国觊觎英国的世界霸权，羡慕英国的公海舰队，英国则视德国模仿英国建立公海舰队为推翻大英帝国的明白无误的证据。每一个国家都患上了自恋症，对本国的天然权利喋喋不休，对他国的意图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

十九世纪还是所谓的民意至上的民主时代，公众的情绪和报纸的社论成为政fǔ制定政策的圭臬。法国的民意便是要求收复失地和对德复仇，英国的民意便是“谁要避免内战，谁就要去当帝国主义分子”。英法两国皆为所谓的民主代议制国家，视回应民意为理所当然。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虽然不是民主国家，但是这种**国家却对民意更加敏感。因为这几个**国家中，君主的威望和王朝的延续完全靠对外强势扩张来维持，由于缺乏合适的制度xìng的宣泄渠道，民意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外jiāo政策上来，而且根本不会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国际关系，总是把外jiāo斗争看作是体育比赛，视正常的外jiāo妥协为奇耻大辱，对危险的军事冲突欢呼雀跃，总以为国际危机达到顶点就是金光闪闪的奖杯和数不清的荣耀。这种情绪感染了各大国的决策者，他们认为偶尔爆发战争，流点血“会使民族的体质更为强健”。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根本没有预料过在工业化的条件下，国家间的战争不再是规模可控的，要么是彻底的胜利，要么是彻底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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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治家们一开始对于大战的爆发还是具有一定的警惕，对立的两个联盟，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虽然都已经进入了军事协调阶段，但各国都还在进行自我克制和克制盟友。奥匈帝国不愿意帮助德国进攻法国，德国约束奥匈帝国不要与俄国摊牌，英国警告俄国在为以塞尔维亚为首的巴尔干联盟出头的时候要适可而止，俄国告诉法国俄国不打算为阿尔萨斯—洛林而战，法国则告诉俄国法国不打算卷入巴尔干冲突，至于意大利则早就打算保持中立，两边观望。

但是大战还是爆发了，这是权力政治和现实主义外jiāo政策的悲剧。自从1912年伦敦会议解决摩纳哥危机之后，突然间，每一个国家都害怕失去盟友，而不管盟友的任xìng胡为是否会给自身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德国给奥匈帝国开出了空白支票——若再有危机，如有必要，德国会追随奥匈走上战场。法国总统普恩加来则对俄国大使表示，“奥地利掠夺领土影响全欧均势，因而也bō及法国的利益……若俄国走上战场法国也会如此，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是奥匈的后盾。”英国外jiāo界人士则表示，“不知道目前这种xiǎo心翼翼的平衡政策还能持续多久，不知道哪一天会被迫表明明确态度。但愿俄国不会厌倦英国而与德国达成协议。”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那种黎塞留、梅特涅和俾斯麦式的贵族秘密外jiāo已经成为过去。随着新闻媒介的普及，任何一个外jiāo事件都会迅速地被公众知晓，公众的态度又通过媒体迅速反馈到外jiāo决策者，大众参与外jiāo决策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造成了各国外jiāo决策者的短视和盲动。

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各国尤其是德国的军事计划与外jiāo方针开始脱节，一开始便沉溺于全面战争、总体战争的规划，讲究“先发制人”，把外jiāo大师黎塞留“行动必须配合目的”的政治箴言抛到了九霄云外，更不用说把军事计划与跟外jiāo政策相配合，为政治谈判留下空间了。当然，在那种集团对立的外jiāo格局下，各大国的外jiāo政策本身也好不到哪里去。最终，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费迪南大公夫fù引起的“七月危机”中，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