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不高；三是能力不强。再加上一种新的统治方法，使之相互牵制，各个单线管理。

这样一来，宋朝就成功地解决了藩镇割据问题，为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刚，能使人信心十足，无往不利；柔，则可少生事端，易于办事，刚柔缺一不可，相辅相成，成就大事。(2)有刚有柔

曾国藩"刚柔"功法到家，在自己鼎盛之时，看到"刚"『性』太强，便以柔掩之，并强调刚强与刚愎的不同，值得人深思。

湖南省出大官，这也与湖南人的刚柔相济，刚『性』有余相关联。旧时在湖南乡下，为了正月龙灯，五月龙舟而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死伤不少人数，是常有之事。兄弟叔侄，不同住一村，彼此厮杀，毫不客气。斗完了，彼此仍然互相往来，忘却过去一切，这已成风气。

与刚『性』好斗相关的是拳术普及。我国拳术之盛，当首推湖南。在几十年前仍是这样，如果一个青年男子不能表演几手功夫，不算是湖南人。如左宗棠、彭玉麟、杨载福、王鑫、谭嗣同、黄兴、蔡锷等，无不善长拳术。

湖南的文风大炽，自古已然。自朱熹、张载到岳麓书院讲学后，教育便极为发达。

湖南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致用。

所以湖南人不善经商，惟善长两杆：一是笔杆，一是枪杆。湖南人以笔杆讨生活者，比比皆是。太平天国以后，无湘不成军，也可以说，无湘不革命。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实在不愧为中坚分子。

曾国藩募练湘军，终成大功，这事情给予湖南人很大的刺激，结果"从军"成为湖南人的一种风俗。中国人有句俗话，叫作"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话在湖南则不然。在湖南，许多家庭富裕的人家，也让青年们出来当兵。往往一家三个兄弟全都出来当兵。所以当兵在别的地方也许是穷极无赖的归宿，在湖南却是正当的职业。

"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是"嘈"卦的开始，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祸福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就是大凶大难时。

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柔顺、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柔顺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刚毅"过了头才需要柔顺，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柔顺。

柔顺是什么？曾国藩说："柔顺，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有一点残缺和遗憾，不要求全、求圆、求满，这就是抱残守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随之降临了。所以清代朱柏卢劝诫子嗣："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曾国藩深谙《易经》刚柔阴阳之道，晚年变得更柔顺，但也因此遭致失败。他说天津教案的处理就是"办理过柔，寸心抱疚"。

天津教案发生于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起因是天津境内，常有小孩被『迷』拐的事情，并且传说失去的小孩，是法国天主教堂的洋人所拐，把他们挖眼剖心，取而制『药』，因此人民与教徒常有争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驻津办理外交已有十年，可说是外交老手，他约法国领事官到署，提犯人对质，民众愤怒，领事丰大业恐怕吃眼前亏，竟然开枪杀人。民众大怒，把丰大业活活打死，并放火烧教堂，使洋人和教民无辜受害者达数十人。曾国藩时为直隶总督，驻保定，奉朝命往天津会同崇厚办理此案。曾国藩未曾办过外交，而此案之发生双方皆有不是之处。曾国藩在此情况之下，万分为难，因为当时的"清议"是颇有力量的，而本人对外情未悉，不知如何做起，如果办理不善，引起战争，弄不好会像叶名琛那样，被洋人掳去。

所以他在动身之前，先写下遗嘱，并作家书示其二子处理后事，又写下"遗教"一篇，教诫二子，有云：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外交可言，洋人恃其兵船大炮，威胁中国，中国处处都居下风。天津教案既起，惧外的清廷生怕又再发生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入北京之事，便谕示曾国藩、崇厚，不可太过强硬，以免引起交涉破裂。崇厚为人媚外成『性』，对洋人极端畏惧恭顺，故交涉初开，事事逊让。曾国藩到天津后，见崇厚太软弱，而士大夫的清议又高呼攘夷，主张立刻开战，使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只想在万不得已时一死以谢国人。

他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承认自己为崇厚所误，办理过柔：

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余不多及。

天津洋案，罗公使十九日相见，虽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推诿于提督，为兵船到后要挟地步。目下洋船到者已八九号，闻后来尚且不少，包藏祸心，竞不知作何究竞？崇帅事事图悦洋酋之意以顾和局，余观之殊不足恃。死生置之度外，徐俟其至而已。

余令道府拿犯已获十一人，或可以平洋人之气。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

杀国人谢罪洋人的方案一公布，朝野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骂曾国藩为"卖国贼"。朝廷中的"清议派"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攻击，甚至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更有人做对联讥讽他：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曾国藩声望一落千丈。

曾国藩在处理津案之前，津京地区的顽固派官僚和士大夫，对其在卫道中不惜以杀人为业、双手沾满太平天国农民鲜血的行为大为赞叹，希望他能够借助津民对洋人的愤懑，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