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井新太郎、副岛种臣为首的“东邦协会”等亚细亚主义组织的所谓“兴亚论”。只不过“兴亚论”主张实现日本强权之道在于保存中国，“脱亚论”则认为是在脱离中国，二者的根本点都在于谋求建立一个成为亚洲盟主的强大的日本帝国，立足点都是为了日本的利益。 另外，还有以吉田松阴和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补偿论” [27]和“大日本主义”。 [28]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构建、营造过程中，福泽谕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从思想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他不仅相继创建了所谓的“东洋政略论”、“脱亚入欧论”和“补偿论”等侵略思想，虽然面目不同，但是无一不是立足日本民族立场强调对中国进行扩张、侵略的；而且，他还从国民教育的立场出发，立足启发国民精神，培养国民近代国家观念和进取意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宣传、教化工作。因此，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思想解放的伟大作用，跟他对近代日本侵华思想与行动的发展、蔓延的巨大影响同样不容否认。

　　为什么明治时代的日本“一直以极大热情对待抓大陆问题”，竭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果，“或作政治外交上的发言，或采取行动，虽然引起了国内纠纷及混乱，但是其势力终于发展为推动现代日本的动力。”[29]这里有三个思想渊源：传统的封建扩张意识，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和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思想。

　　其一，“苦于土地狭窄、物质贫乏人口增多的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和亚洲大陆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是它为谋求生存绝对必要的。”[30]民族性内在的向外发展的欲望使日本企图向海外，特别是向亚洲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半岛；待朝鲜经营稳定后，下面的猎物就是紧连朝鲜半岛的中国东北即所谓的满洲，占据“满洲”，大陆之梦即可成矣。而且，日本坚持认为“满洲在地理、历史和民族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这就很难把它看作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 [31] “从满洲本身的地理历史和民族情况来看，存在着脱离中国本土而独立的条件”。 [32]这种解释明显地是对西方近代殖民扩张主义“理论”的移植。

　　其二，对中国的蔑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朝野非常鲜明地把甲午战争看做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义战”，是当时世界发展的主流。“日、支两国之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对清国一战，目的正是“在使支那惊醒”。 [33]事实上，甲午战争开始时，日本是以国运相赌的，没想到“老大的帝国”清王朝不堪一击。日本大喜过望，自此以后“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大幅度倾斜”， [34] “认定中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一无是处，并表现出毫无顾忌的侵略态度。”(吉野作造1930年在《对支问题》一文中所言)。[35]

　　其三，对西方侵略的“回应”与“反击”。日本在西方列强的东亚侵略扩张中也深受其害，却同样无力直接向欧美各国反击。因而，它从远距离防御和国家自保的立场出发，把视线转向海外，并把富国强兵当作国策，力图建成一个能与列强为伍的国家。同时还“企图通过大力压制弱小邻国来找回受欧美压迫的损失。”[36]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于日本为向亚洲大陆扩张势力而急于挤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动向，是一个划时代阶段”。 [37]战争的胜利及与英、法、美、俄等国一系列协定的签定，为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大陆扩张大开方便之门。在思想领域，明治维新的启蒙大家福泽谕吉不仅及时地提出了“等待时机不如创造时机”的战争观，而且极力主张“脱亚入欧”，“加入吞食别国者之列，与文明国一起寻求食物；……即加入帝国主义国家成为侵略者。”[38]因此，日本对大陆的觊觎和扩张渗透，包括甲午战争，就当时的东亚局势看还有与国际列强争夺的一环，只不过是建立在对别国的伤害和蹂躏之上的而已。

　　其四，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的扩大化和国际化。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内部的原始积累通过新的生产方式的扩展而得以完成，外部的条件则要通过侵略战争来实现。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是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日本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扩张的手段。1894年日本进攻中国不但真实地“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间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39]还现实地把日本追求经济利益的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伸入到中国来。这一实际举动和客观结果与当时福泽谕吉尽快进行资本输出和实业扩张的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因果关系。[4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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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7] [3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历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页、第488页(此类观点还见于(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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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M)，原书房1972年版，第196页。

　　[19] 天津编译中心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20]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M)，原书房1972年版，第306页。

　　[21] (日)川岛浪速：《悼亡友二叶亭四迷君》(J)，《中央公论》，1936年12月号。

　　[22] (日)矢野文雄：《浮城物语》(M)，岩波文库1975年版，第32-33页。

　　[23] (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M)第7章第4节，岩波书店1974年版。

　　[24] (日)桶谷秀昭：《二叶亭四迷与明治日本》(M)，小泽书店1997年版，第192页。

　　[25] 严绍铴：《幕末的“宇内混同论”与明治时代的“大东合邦论”》(J)，《日本学刊》1997第1期，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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