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德冲突的情况下 俄国无条件的中立，鉴于法德两国对于1871年以来现状的不同态度，法国需要的同盟，必 须是进攻性的，《再保险条约》至少排除了这种可能。而法国若不能在事先争取到俄国的 支持，也就不可能独自挑战德国。现状、和平、德国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通过《再保险条约》与先前的《德奥同盟条约》两相呼应，俾斯麦又重新确立了对 德奥的双向抑制。俾斯麦借此向俄奥表明，德国将始终与被进攻方站在一起，共同对抗侵 略。谁破坏欧洲和平，谁就是德国的敌人。但是，俾斯麦还必须正视另一个危险，俄国如 果挑动奥匈率先发动进攻，德国将怎样应付？15围绕《再保险条约》签订问题俄国内部的 争斗，沙皇立场的动摇，条约签订后俄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对德国无休止的索求，使得俾 斯麦对条约的价值大打折扣。他对沙皇和德俄友谊的信心，从此不可挽回地动摇了。

　　1887年7月，在违背沙皇意愿的情况下科堡的斐迪南被推选为保加利亚大公，俄国诉 诸武力的可能增强。俄国报界充斥了对德国的谩骂。8月，戴鲁莱德借出席卡托科夫葬礼之 机，再次访问俄国。俾斯麦对时局深感忧虑。俄国既已靠不住，德国必须另谋出路，以防 万一。17 5月，法俄共同迫使苏丹放弃了英国特使沃尔夫与土耳其达成的，有关英国从埃及 撤军的方案。法俄合作之势，引起了了英德的共同警觉。索尔兹伯里担心，如果奥匈因得 不到援助而被迫同俄国妥协，就可能回到三皇同盟时期对英国极为不利的孤立被动局面。

　　18俾斯麦趁势将《德奥同盟条约》文本送交伦敦，并在11月22日致信索尔兹伯里。信中表 示：“如果奥匈帝国之独立受到俄国侵略的威胁，或者英意遭到法国入侵的危险，德国始 终有责任采取进入战线的政策。”19在英国确认了德国对奥匈支援的程度后，1887年12月 12日，和16日，英、奥、意三国互换照会，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基本上排除了俄 国占领保加利亚，或挟持苏丹，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可能。俄国如果向奥匈挑衅，将遭到英 奥意围攻。在这一背景之下，俄国开始退却。1888年1月俄国在德国的支持下要求土耳其政 府宣布斐迪南当选为非法，遭到英奥意的联合抵制。4月土耳其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俄国挽 回了一部分面子，此后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四）

　　《再保险条约》和《地中海协定》造成了英奥意与法俄在近东和地中海地的相互牵制之势 ，同时又阻遏了法俄结合，保证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然而俾斯麦的体系却包含着极大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促成的对德国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20因而他的外 交归根结底仍 只是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

　　作为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将外交艺术发挥到了极至。现实政治促成了德国的统一 和巩固，俾斯麦对现实政治的迷恋，却最终使统一后的德国自食其果。尽管随着德国的统 一，俾斯麦由现状的破坏者转变成了现状的维护者，但形势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他鼓吹的君主团结原则已失去了维系力。对强权赤裸裸的追求已成为各国维护 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基本手段，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21“卡托科夫的攻击”就 是对俾斯麦富有讽刺意味的回敬。

　　在俾斯麦的时代，欧洲大国关系日趋僵化紧张。德国的统一，使中欧失去了历史上 的缓冲作用，它不再能为大国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提供警戒和补偿的空间，以至于彻底改变了欧洲强权结构。22均势外交所赖以运作的大国关系的松散性正在消失，标志便是1879 年德奥同盟的缔结。事实上，德国已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俾斯麦的同盟，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本能反映，它反过来也巩固强化了这一趋势。大国关系紧张，是俾斯麦同盟成立的缘由，也是它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俾斯麦的外交风格，集中体现了自负与焦虑结合的心态。为了阻止敌对力量的联合，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保持大国关系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盟国间如果关系紧张，他就鼓励合作，一旦它们和睦相处，他就撤回支持，并制造摩擦。然而，俾斯麦的策略也许会为德国争得盟国，却也往往使德国失去了朋友。23当时的德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现状的国家，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德国，不诚信的恶名，可能比好战更危险。欧洲国家对德国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国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麦的谋略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随着欧洲局势逐步紧张，一个充满敌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国际环境已初现端倪。与大国关系开始僵化紧张同步的是德国政策逐渐丧失平衡和弹性。1886年 10月，俾斯 麦在给儿子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奥一旦开战，不论谁是进攻方，德国都别无选择，只能站 在奥匈一边投入战斗。

　　俾斯麦在台上时，尚可凭借自己高招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 消其政策的消极后果，在他之后，便后继无人了。

　　1890年俾斯麦去职，德国新当局放弃《再保险条约》，四年后法俄结盟，俾斯麦的欧 洲秩序也随之崩解。

一些资料 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动态

更新时间:2008-10-11 14:14:02 本章字数:11534

　　前言：这是在网上收集的一个资料。其中有这么个人叫福泽谕吉，他起初乃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连他的名字，都是根据儒家经典起的。只是在年轻时，随商船去了一趟旧金山，回来后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崇慕中华到愤恨中华，这是一个代表，日本这个民族的思想变化的代表人物。

　　后来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思想，譬如鲁迅先生说不能读中国书之类的，也是这个意思。倒不是说是中国不好，中国的社会思想不好。而是认为这种思想继续下去，只有亡国灭种的命，所以呢，不管他好还是不好，最好是一把火烧了干净。

　　——熊某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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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对外发展的风气，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记载”。[1] 日本中世纪安土桃山时代的权臣丰臣秀吉是具体营造侵略、征服中国构想的始作俑者。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