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出来。上校隐蔽得非常巧妙，即使在莫里亚蒂匪帮被破获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控告他。你还记得就在那天我到你寓所去看你，为了防汽枪，我不是把百叶窗关上了吗？很可能当时你认为我是在想入非非。我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有这样一支不平常的枪，而且知道在这支枪的后面会出现一名全世界第一流的射手。咱们在瑞士的时候，他同莫里亚蒂一起跟踪着咱们。毫无疑问，就是他给了我在莱辛巴赫悬崖上那不愉快的五分钟。

“你可以想到，我住在法国的时候注意看报，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制服他。只要他在伦敦还逍遥法外，我活在世上实在没意思。他的影子会日夜缠着我，他对我下手的机会迟早总会到来。我能拿他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看见就拿枪打他，那样我自己就得进法院，向市长求救也无济于事。他们不能凭看起来不过是轻率的怀疑就进行干预。所以我一筹莫展。可是我留心报上的犯罪新闻，想着我早晚要逮住他。后来我看见了罗诺德·阿德尔惨死的消息，我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就我知道的那些情况来看，这不明摆着是莫兰上校干的？他先同这个年轻人一起打牌，然后从俱乐部一直跟到他家，对准敞着的窗子开枪打死了阿德尔。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光凭这种子弹就足以送他上绞架。我马上回到伦敦，却被那个放哨的发现了，他当然会告诉上校注意我的出现。上校不能不把我的突然归来和他犯的案子联系到一起，而且感到万分惊恐。我猜准了他会立刻想办法把我除掉，并且为了达到目的他会再拿出这件凶器来。我在窗口给他留了一个明显的靶子，还预先通知苏格兰场可能需要他们帮助，然后我找到那个在我看来是万无一失的监视点，决没想到他会挑上那个地方来袭击我。亲爱的华生，有什么别的要我解释吗？”

“有，我说，你还没有说明莫兰上校谋杀罗诺德·阿德尔的动机是什么。”

“啊，我亲爱的华生，这一点咱们只能推测了，不过在这方面，就是逻辑性最强的头脑也可能出错。各人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作出他自己的假设，你我的假设都可能对。”

“那末，你已经作出了假设啦？”

“我想说明案件的事实并不难。从证词中知道莫兰上校和年轻的阿德尔合伙赢了一大笔钱。不消说，莫兰作了弊——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他打牌作弊。我相信就在阿德尔遇害的那天，阿德尔发觉莫兰在作弊。很可能他私下跟莫兰谈过，还恐吓要揭发莫兰，除非他自动退出俱乐部并答应从此不再打牌。照说象阿德尔这样的年轻人不大可能立刻就去揭发一个既有点名气又比他大得多的莫兰，闹出一桩骇人听闻的丑事来。大概他象我所估计的那样做了。对靠打牌骗钱为生的莫兰来说，开除出俱乐部就等于毁掉自己。所以莫兰把阿德尔杀了，那时候阿德尔正在计算自己该退还多少钱，因为他不愿意从搭档的作弊中取利。他锁上门是为了防他母亲和妹妹突然进来硬要知道他弄来那些人名和硬币究竟干什么。这样说得通吗？”

“我相信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会在审讯时得到证明，或者遭到反驳。同时，不论发生什么，莫兰上校再也不会打搅咱们了。冯·赫德尔这支了不起的汽枪将为苏格兰场博物馆增色，福尔摩斯先生又可以献身于调查伦敦错综复杂的生活所引起的大量有趣的小问题了。”

诺伍德的建筑师 （一）

“在刑事专家看来，”福尔摩斯先生说，“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以后，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正派的市民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说。

“对，对，我不应该自私，”他笑着说，一面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当然这对社会有好处，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以外，谁也没受损失。在那个家伙还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报上看出大量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常常只是一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最模糊的迹象，就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如同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就使你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切小的盗窃行为、任意的暴行、意图不明的逞凶，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对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别的首都没有具备过象伦敦当时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表示对他自己花了不少气力造成的现状不满。

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回国已经几个月了。我依着他的请求，出让了我的诊所，搬回贝克街我们合住过的旧寓所。有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买了我在肯辛顿开的小诊所，他半点也没犹豫就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钱，使我感到奇怪。几年以后，我发现弗纳是福尔摩斯的远亲，钱实际上是他筹措的，这才明白过来。

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里，日子过得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因为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找出了在这个时启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后者差点使我们两人丧失性命。不过他那种冷静、自重的性格，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赞扬。他以最严格的规定来约束我不再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成功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这项禁令只是到现在才被撤消。

发完那一通古怪的议论之后，福尔摩斯先生往椅子背上一靠，悠闲地打开当天的早报，这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跟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象是什么人在用拳头捶打大门。门开了，我听见有人冲进过道和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年轻人，发狂似地闯进屋来。他两眼充满了激愤，全身都在颤抖。他来回看了看我们两个。在我们疑问目光的注视下，他感到有必要为他这样无礼地闯进来表示一下歉意。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声说，“您不要责怪我，我几乎要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那个倒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