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的自身（what a man is）

the two foes ofhuman happiness are pain and boredom。we may go further，and say that in the degree in which we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get away from the one，we approach the other。life presents，in fact，a more or less violent oscillation ebtween the two。

人生快乐的两大仇敌是痛苦和烦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要是我们够运气能离开一个仇敌，我们就按照离开它多少，而接近另一个仇敌。事实上，人生的过程就似乎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剧烈摆动。

我们在前面已经大体看出，人的自身对于个人幸福的促进，远比“人的所有”或“人的地位”重要。我们的自身，也就是我们所具有的『性』格和品质，总是需要最先考虑的；人的个『性』永远随着自已，是个『性』把我们所有的经验都加上自己的『色』彩。例如，在各种享受之中，能得多少欢乐主要是依靠本人。大家都承认，在肉体方面的享乐是如此的，在精神享乐上更是这样。英文的说法“to enjoy oneself”（享受自己），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精癖的成语；例如，英文不说，“他享受巴黎”，而是说“他在巴黎享受自己”。个『性』不健全的人对于人生欢乐的感受，就像美酒进到含着苦胆的嘴中一样，无非是苦涩的。因此，所谓人生的幸福和艰辛，不取决于我们的遭际，而在于我们如何对付它，在于我们感受它的『性』质和程度而定。简而之，我们的『性』格和品质，是惟一立即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快乐和幸福的因素。所有其他因素都是间接而非立即的，其影响可以化解和消除；但是人的『性』格的影响『性』，是永远的。这可以说明，由『性』格所引起的忌妒为什么最难平息——忌妒也是最善于掩饰的。

进一步说，在我们所作所为或是在我们遭受痛苦之中，我们的意识素质是存在并且持续的；我们的个『性』，在我们有生之年，每时每刻都一直或多或少地发生着用：所有其他影响都随着一切机缘变化而成为一时的，偶然的，倏忽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有一句话：持久不变的是人的『性』格，不是财富（见eudemian ethics，vii。2）。同一理由，我们对于完全来自外界的不幸，比较容易忍受，而自己招来的不幸却更难应付；运数总是会变更的，『性』格则不然。因此，主观方面的福分——高贵的『性』格、精明的头脑、愉快的『性』情、乐观的精神、健全的身体，总之，身心健康是构成幸福的最为首要的因素；所以，比之获得外在的财富和外界的荣誉，我们更应该注意提高和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在所有这些内在的品质之中，对幸福最有直接帮助的是心情愉快洋溢；因为心情愉快的本身就是直接的奖赏。愉快开心的人总是有其理由的，但大抵跟天『性』有关。乐天的个『性』最能弥补其他福分的丧失。一个人可能年轻、英俊、富有而又受人尊重；你要是想知道他是否幸福，你只需要问，他『性』格是否愉快？在另一方面，要是他『性』格愉快，就不必计较他是年轻还是年老，背直还是背驼，富有还是贫穷——他是快乐的。我早年在一本超级大国书中看到这么几句话：你要是常常笑，你就快乐；你要是时常哭，你就是不幸。这无疑是简单地说法；但正因为它简单，尽管它近乎老生常谈，我就从来没有忘记。因此，当“愉快”敲门时，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愉快”，反而愿忌重重，考虑是否要让自己开心。我们不轻易让自己“心满意足”；之后又怕心情愉快会影响到严肃的思考或是重大事件。开心是直接而立即收获，它好像是“幸福”的现金，不像其他的福分只是支票；只有它可以使我们在此刻立即快乐，我们的生存不过是在两个永恒之间所占据的无限短的一瞬。把握和促进这样的愉快感，该是我们努力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

我们敢说，最无助于愉快的是发财，而最能促进愉快的是健康。在脸上能见到愉快和满足之情的，不就是那些较下阶级，所谓劳工阶级、特别是在乡下生活的人们吗？在富有的上等人士的脸上，不是充满忧虑烦恼吗？因此，我们应该尽力维持良好的健康，愉快就是健康绽放的花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维持健康，像避免任何种类的过度，免除剧烈而不愉快的情绪，不可过分思想，每日做户外运动，洗耳恭听冷水澡等合乎卫生的措施，实在用不到我叨唠。每日没有适当份量的运动，没有人能保持健康；生命的所有过程，都要求做运动，以使各种功能的运作正常，不仅比较直接和有关的肢体要运动，而且是全身。亚里士多德说得好，“生命就在运动”；运动是生命的真义。人体的每一部分都不停而快速的运转。心脏在一收一张的重复中有力而不倦地跳动；每跳动28次，它就得把体内所有的血『液』流经动脉、静脉和微血管；人肺像蒸汽一样，不断地抽动；大小肠总是在蠕动；腺体无不经常地在吸取原料和分泌；甚至大脑也随着脉博的每次跳动和我们的每一呼吸，有它自身的加倍运作。有些人完全没有运动（许多终生伏案工作的人就是这样），其表面的静止和体内的『骚』动之间，存在着有损健康的显著的不当。体内这些不停的运动，需要一些外在的动作配合，没有运动就好像是在压抑情绪一样。连树木要长得好都需要风的摇动。这种情形用拉丁文简洁地说出就是：omnis motus，quo celerior，eo magis motus （运动愉快，它就愈是运动）。

我们的快乐如何依靠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又怎样仰赖我们的健康状况，可以用同一外在情景或事件，分别在我们心情好坏之时所造成的影响予以比较而看出。使得我们是否快乐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质或本身，而是它们对于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是怎能样。这就是艾匹克提塔斯（epictetus）所说的，“事物不影响人，是我们对事物的想法影响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快乐十之八九都依靠健康。有了健康，每一件事都令人高兴；没有健康，任何事物都不可让人喜悦；甚至是其他的福分——伟大的心灵，乐观的『性』格，都因为没有健康而变质和退化。所以两个人一见面，彼此首先问安，表达祝愿，实在有道理；良好的健康毕竟是人生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为其他福分-财物、晋升、学问或名誉，更别说为了一时的感官享受，而不惜牺牲健康，是最最愚蠢的事。任何事物都应该搁放在健康的考虑之后。

尽管健康对于心情愉快帮助极大，而后者是构成我们幸福所必须，但是情愉快并不完全依赖健康；因为有人可能身体百分之百健全，而仍然『性』情忧郁，竟日愁思不已。它最主要的原因无疑出于天『性』和体质，尤其是我们的敏感『性』跟体力和精力的一般关系。异常的敏感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绪，一种过份的悒郁，而不时爆发为无可压抑的意气洋洋。天才就是神经作用或敏感『性』过分的人；亚里士多德说得非常对，“在哲学、政治家、诗或艺术界杰出的人，都看来『性』情忧郁。”西塞罗常常这么说，“亚里士多德说，天才都是忧郁的”，无疑是想到亚氏的这一句话。

柏拉图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性』情开朗的人，一类是个『性』阴郁的人；他指出，不同的人对于快乐和痛苦的印象，显出不同程度的感受『性』，有人感到失望的事，另一人会一笑置之。一般而言，对于痛苦的印象具有的感受『性』愈为强烈，他对于快乐的感受『性』就相对地低弱，反之亦然。对于一件可能转好或转坏的事情，如果这事变为不利，个『性』阴郁的人会懊恼或悲伤，如果变为有利，不会高兴。另一方面，『性』情开朗的人对于不利的问题，既不忧虑也不会不安，如果转为有利，就会大喜。事情十有九件成功，前者不会高兴，反而为一事未成而烦心；后者如有一事成功，就能找到慰藉，保持开心。然而真相还有另一面，凡事有弊必有利；对于个『性』阴郁、也就是抑郁不安的人所须克服的不幸和痛苦，总的说来，多是想像的，并非实有其事，而开朗漫不经心的人所遇到的，大不相同；一个悲观的人，对事情总往最坏处想，并采取相应措施，在这个世界就不会那么失望，凡事总往光明一面看的人就不同。当到内心本有忧郁的倾向，若神经系统或消化器官出『毛』病，这一倾向可能会改变为长期的不舒适，进而导致对人生产生一种厌倦感。『自杀』的趋向因此而出现，甚至最微小的事故就会触发『自杀』；的确，当这种趋向进入最严重的情况，全因为他长时期不快乐，根本无须特别事故发生，有人就可能想到一死了之，就那么冷静地、坚定地执行自己的决心；我们从这些病患者一般都需要人监视，从他们一旦趁人未防范就丝毫不畏缩、不挣扎地利用各种方法自尽，可以看出真相。即使最健康的人，甚至是最开朗的人，在若干情景之下，也可能想到以死解脱，例如他所受的痛苦，或是恐惧某一不可避免的不幸，到达相当程度，就超出对死亡的恐惧。其间的不同只是所需要的受苦程度而已——开朗的人感受度比较高，阴郁的人比较低。愈为忧郁，所需程度愈低；到最后，可到达零度。一个开朗的人，健康良好，一定要很高度的痛苦才会引起『自杀』。在导致『自杀』的这两个极端，一端只是由于内心忧郁的病态，一端是『自杀』者身心健康、完全出于客观理由，其间都各含有无数不同的程度。

美貌也部分的跟健康有关。生得漂亮的人可说占尽好处；虽然正确的说，它不能直接地促进我们的快乐。美貌对促进快乐的是间接的，是因为它能予人好感；它带来的好处不少，即使是对于男人。生得漂亮是一封公开的推荐信，让人立即喜欢推荐信的持有者。荷马（iliad，iii。65）诗句特别适合这里：

神的至上礼物不可藐视，

这馈赠，无人能随意获得。

略加考察就会知道，人生快乐的两大仇敌是痛苦和烦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要是我们够运气能离开一个仇敌，我们就按照离开它多少，而接近另一个仇敌。事实上，人生的过程就似乎是在这两者的剧烈摆动。理由是，其一端与另一端彼此呈现双重的对立，即外在或客观，内在或主观。困境和贫穷产生痛苦，富裕又使人烦闷。于是乎，低下阶层为贫困、也就是为痛苦，富裕又使人烦闷。于是乎，低下阶层为贫困、也就是为痛苦作不断斗争之时，上层阶级却时常跟烦闷奋力而战。*我们对痛苦的感受力，跟我们对烦闷的感受力成反比，而由于心智能力跟感受力直接地成正

（*游牧生活是文明的最低下状态，可在游客（代表最高级的有闲阶级）身上找到对当的情况。前者因贫苦而产生，后者是为了补救生活上的烦闷。）

比，我们内在的或主观的对立便由此而产生。现在解释如下。所谓迟钝，一般而言，是跟迟钝感觉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各种刺激对其神经影响不大，这样的『性』情对于痛苦或忧虑感觉不强烈。心智的迟钝，说到底，只不过是在许多人脸上所现出的“心灵的空虚”，这一心理状态，从人们对外界的鸡『毛』蒜皮之琐事，都不断热切地关注可以看出。这空虚就是烦闷的真正来源，它总是渴望外界的刺激，冀命名心灵获得藉口有所排遣。因此，在刺激的选择这方面并不挑剔，这从人们所诉求的消遣的可怜方式，他们社交和谈话的『性』质，还有他们在门口闲谈、或从窗口张望，在在都可以证明。主要就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心灵空虚，人们寻求各种社交、消遣、娱乐、奢华，终而导致荒唐与困厄。对付这些困厄的最佳保证，是心灵的财富，因为人们的心灵财富愈多，愈是没有烦闷的空间。永不枯竭的思想活动！在自我和自然的千百现象中尽有新的可资应用的题材，更可以把它们构成新的结合——除了休闲的片刻之外，我们的心灵随时都可得到激励，“烦闷”是无法跟它高攀的。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高度的智力深植于高度的感受『性』，更大的意志力，更大的热情；从这些素质的结合中，人们就有更大的能力孕育感情、感受身心痛苦，更有耐心对付障碍，更是憎恨阻挠——所有这些倾几进一步会由于想像的力量、各式（包括不愉快的）思想的生动『性』，而获得增强。以上所讨论的人『性』特质，适用于任何人，从下下愚到上上智都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因此，不管是从主观或客观方面而言，我们要是接近人生苦难的来源之一，我们就远离另一苦难。这样，我们的天『性』会导致我们促使客观的世界尽可能的符合主观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会采取最大的措施，避免我们最可能遭受的苦难。聪明人首先要争取的是免于痛苦和烦恼，能得安静、闲暇，也就是一种平静朴实不受干扰的生活；因此，他对“世人”略有认识之后，会选择不求闻达，如果他具有大才智，甚至会过独居的生活。一个人的内心愈为充实，他对其他人的需要就愈少——其他人愈不能替他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当然如果智慧的“质”能由“量”弥补，那还值得在这个大千世界过日子；不幸的是，一百个愚人抵不上一个聪明人。

一般人一旦免于贫困的痛苦，便不惜一切要消遣、要找友伴，逢人就能交往，惟恐只是单独一人。因为独处时，每个人只能靠自己，各人的自身条件便显『露』出来；可怜的个『性』是人的终身负担，愚人纵然是出身显贵，仍然会被他的个『性』所累，而有才智的人因为充满生动之思想，能使荒地似苦充满人群。塞尼加说，“愚蠢就是负累”，实在是至理名言，可以跟《圣经?德训篇》（excclesiasticus，xxii。ll）的一句话加以比较，“愚人的生命远逊于死亡”。一般来说，有人喜欢交接朋友，就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随波逐流。我记得一份在法文报纸阅读守，北美有些黑人最爱一大群人聚集在小块地方，因为他们就是喜欢彼此为伴。

头脑可以认识是生命体的寄生物，它好像是寄居于身体的福利领取者；得之不易的闲暇让人能享受自己的意识和个『性』，是人体所有其他部分辛勤劳苦的成果。但大部分的人闲暇能产生什么呢？——除了正在为欢作乐、或是做傻事之时，只是感到厌烦和无趣。这些闲暇的价值太少，可以从大家如何打发闲暇看出，一如亚里奥斯图（ariosto）所说，愚蠢的人空闲时刻是多么可悲啊！一般人只想如何“消磨”时间；有点才智的人是尽量如何“利用”时间。才智有限的人易感烦闷，是因为他们的才智只是意志的动力的工具；当到没有特别的事情需要让意志发生作用的时候，意志就休息，有些人才智随之放假，他们的才智跟意志一样，需要外因来发动。其结果就是人的各种能力的可怕的停滞——简言之，烦闷。为了对付这种可悲的感觉，人们争相从事仅可欢娱一时的琐事，希望这样可以让意志作用，从而得以运用智能；因为完成意志之动机的是智能。跟自然的真正动机相比，这些动机只是纸币和银币的关系；因为前者的价值是随意订定的——纸牌和麻将牌等的发明，就是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发明的。一个人无所事事之时，可能玩弄手指，敲打任何东西，甚至拿着一支雪匣烟也好，以代替运用大脑。因此，在各个国家中，玩牌都是社会上的主要消遣，它可以衡量社会的价值观，也是思想破产的表象。因为人们没有思想可以把玩，他们就玩牌，都想赢对方的钱。真傻！为了做到公平，且让我谈一谈玩牌的好处；它能够让人学习世故，如何蝇营狗苟，怎样能巧妙对付由机运决定而不可改变的情况（例如，刚拿到的一手牌），这就是尽力为之，必须要学一些伪装，情况恶劣时还脸上堆满笑容。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是这样，玩牌肯定使人玩物丧志，因为它的整个目的就是运用各种伎俩和计谋，去赢得别人的钱。在牌桌学到的这些习惯，就会深植而且进入实际的生活中；在每日的事务中，人们逐渐把真实人生看作牌局，觉得可以无所顾忌地运用优势，只要不逾越法律的范围。我这里所说的要点，在商业界中每日可见。闲暇是在存的花朵和成果，它让人能掌握自己，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有福了。但大部分的人能从闲暇得到什么呢？——只成为一个无用的家伙，感到烦闷，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兄弟姐妹们，高兴吧，因为“我们不是女奴的孩子，而是自由民的儿女。”

进一步说，正如不需要进口、或是很少需要进口的国土是富足的，具有足够的内在财富、而无需他人帮助或所需他人帮助不多的人，就是最快乐的。进口物品昂贵、显出需要依赖他人、还带来危险和麻烦，而说底，终归不如本国货。我们不应该对别人的期望过多，或是一般地不对外在的世界寄予太多的厚望。一个人对另一人的助益是有限的，到最后每人都需要独立自恃，重要的是能独立生存。歌德在《诗与真理》（卷3）说过，“对于每一件事，大家毕竟都在冯靠自己”，这一道理可以在此处引用；高史密斯（boldsmith）在《旅行者》也说：

我们若要制造或寻求幸福，

无处不需要依赖自己。

“自己”是人的可能发展和有所成就的最佳的和最大的来源。愈是这样的认识——人愈是多在自身寻求欢乐的源头——他愈是快乐。亚里士多德说得真对，“做到自足就是快乐”。快乐的所有其他来源，按其『性』质来说，都是最不确定的、不可靠的、易逝的、任冯机会的；即使是在最为有利的情况中，其他来源都可能一下子用尽；这不仅量不能避免，而且也不是一定可以到手。到老年，下面这几项快乐的来源大多会枯竭：热爱、机智会消失，旅行的意欲会减退，不再那么喜好马、或喜欢实社交；亲友也逐渐死去。那时候我们更要依赖内在的财富；只有内在的财富会长久地跟随我们；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它是惟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乐来源。我们从外在世界所能获得的东西很有限。外在世界充满悲哀和痛苦；我们要是离得开那些烦闷又在各处等待我们。不仅如此，邪恶一般都占尽上风，愚蠢的叫闹声最为洪亮。命运是残酷的，人类是可怜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内在丰富的人好比圣诞节之时的一间明亮、温暖、充满快乐的屋子，而外边是结冻下雪的隆冬夜晚。毫无疑问的，世上最快乐的命运是个『性』丰盈的珍贵秉赋，而更为特别的是具有可羡的才智；这是最幸福的命运，虽然可能不是最光辉璀璨的人生。瑞典女王克丽丝汀娜（queen christina）在十九岁的时候，笛卡尔已经在荷兰渡过20年严格的静修生活，她除了听到的有关报告之外，对笛卡尔的认识只限于一篇文章，她当时谈到的笛氏的一句话，颇现出高度智慧，她说，“笛卡尔先生是最幸福的人，他的一生似乎最值得我们羡慕。”当然，外在的环境一定需要相当有利，才可让人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幸福，笛卡尔的情形就是这样；或者，像我们在《传道书》（vii。ll）所读到的一样，“有智慧加上家业更好，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获得上天和命运所赋予智慧的人，将会热切而小心地维持开放内在的快乐泉源；要做到这些，独立和闲暇是需要的。要获得独立和闲暇，他会自愿节制欲望，珍藏他的资源；因为他不像别人，他的快乐不只限于外在的世界，这就使他更会是那么克制而谨慎。因此，他不会为了期望官位、金钱、或是他人的好处和赞许，而出卖自己以迎合低级意欲和粗俗品味；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尊从贺瑞斯在信中给米西纳斯（maecenas）的劝告：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职、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歌德竟然这么做了，幸运拉我往另一方向发展。

我在这里所强调的真理——人生的幸福主要来自内心，得到亚里士多德所作出最为正确的观察的确认：亚氏在《尼可马氏伦理》（i。7）中说，“每一乐趣都必须先要进行某种活动，也就是先要运用某些能力，做不到这些，乐趣不可能存在。”亚氏主张，人的快乐幸福在于自由运用一己的最大才智（vii，13，14），司徒伯斯（stobaeus）在阐释消遥学派的哲学时，也说出同样的话：快乐幸福就是有力地进行自己要做的工作，达到所期望的结果；他解释说，“有力”就是能掌握有关问题和技术（eclogae ethicae，卷2第7章）。上天所赋予人的那些能力，原先的目的是让他跟大自然的困难搏斗。但如果无需作这样的搏斗，未能使用的能力或精力倒变成人的负担；因而我们就得用工作或玩耍消耗精力，其目的只是为了避免生活烦闷的痛苦。感到烦闷的最大受害者是有钱的上层人士。古代诗人及哲学家卢克雷夏斯（lucretius）曾经描写那些人的可怜景象，其真义仍然可在今日的每一大都市的生活中见到：

有闲的富人很少待在家里，

因为他们在家感到烦闷，

他还是回家，因为外边并不更好；

要不然匆匆地赶往乡间的邸宅，

好像那边的房子着了火一样；

他一到达那边，又觉得烦闷，

只好试想在睡梦中忘记一切，

或者又匆匆赶回城里。

（iii，1060-7）

年轻时，那些人都必然是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只是体力和精力跟心智能力有所不同，无法长时期维持高峰状态；到后来，那些绅士淑女或是缺乏心智能能力，或是心智能能力未能获得发展，或是未能储存材料让心智能力有所作为；他们的困境是可悲的。然而，他们仍旧保有意志，因为只有意志力是不会枯竭的；他们于是用极度激情、例如输赢巨大而必然会令人堕落的财博，来刺激他们的意志。一般而言，人要是无所事事，他一定会选择适合他能力的娱乐——打球，下棋，狩猎，绘画，跑马，搞音乐，玩牌，做诗，研究宗谱、哲学、或是其他业余嗜好。我们可以有条理地把这些举分别划归为人体的三大基本能力；然后，纯然就这些能力本身所能给予人的三类可能的乐趣来源（我们都根据自己的专长寻求乐趣），不涉及它们可能完成的一定目标而加以考虑，所得结果简述如下。

第一类是维持和满足“生命力”，诸如从食物、饮料、消化、休息和睡眠所得来的乐趣；世界上在若干种族就以这些作为他们典型的民族『性』的乐趣。第二类是从“体力”得来的乐趣，这些包括步行、跑步、摔跤、跳舞、斗剑、骑马，以及类似的体能活动，有的当做运动，有的成为军事生活或真实战争的一部分。第三类是满足“感受力”或感『性』所得来的乐趣，包括观察、思考、体验、欣赏诗文或音乐、学习新事物、阅读、静修、从事发明、搞哲学等等。有关这些各类乐趣的价值，相对的作用和时间的久暂，可加说明之处很多，我想让读者自己补充。但是大家都晓得，我们所运用的能力愈为高尚，它所给我们的乐趣就愈大；因为乐趣总是涉及我们如何运用能力，而“快乐”就在于“乐趣”不断地重复。在这方面，感『性』所带来的乐趣，无疑会超过其他基本的两类；其他两类在畜生中同样地存在，甚至更为显著；让我们跟其他动物有所区别的就是这独特的感『性』。我们的智力包括感『性』的各种形式，充足的感『性』使我们能享有心智方面的乐趣，即所谓“知『性』的乐趣”；感『性』愈为充分，乐趣就愈大。

一般人感到兴趣的事，只是能刺激自己意志、也就是跟个人利害有关的事。经常去刺激意志，怎么说都不一定是好事；换言之，它牵涉到痛苦。玩牌是各处“高尚社会”的普遍消遣，是提供这一类刺激的工具，因为涉及的刺激甚小，所造成的痛苦不大而短暂，并非真实而永久。事实上，玩牌只是跟意志搔痒罢了。

在另一方面，智力高超的人有能力对纯粹是“知识”、跟“意志”无关的事物感到浓厚的兴趣；不但如此，这类的举对他是必需的。这可以让他生活于痛苦、十足是神仙安居的境界中。于是我们见到两种景象——一般大众的生涯，全力地为个人的微小利益、为所有不幸，作长期无奈地争斗和努力，一旦这些目的达到、略能返回自我，又为无法忍受的烦闷所包围，这时惟有靠激情的野火才可以使自己再度振作。在另一边，我们见到智慧高超的人，他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思想、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自身具备高贵的快乐源头，一旦能摆脱俗务，便为有价值和有趣的事情忙碌。他所需要的外界的激励，大多源于自然的现象，对人生事物的思考，以及古今中外人的事功，这一切只有这类的优异分子能充分欣赏、理解和同情。只因为有这类的优异分子，那些伟人才真正地生活过，由于这类优异分子，那些伟人看成是伟大；对于那些伟人及其追随者，其他的人只是道德涂说，一知半解。当然，睿智人士的这一特点意味着他比其他人多一层需要，他需要阅读、观察、研究、沉思、练习，总之，他需要不受打扰的空闲时间。伏尔泰说得好，“没有真正需要，就没有真正乐趣”；自然、艺术和文学的不同美丽，这些趣味之所以为那些人欣赏，而跟另一些人无缘，就是因为前者有这些需要。把这些乐趣奉送给无此需要、也不会欣赏的人，好比期望白发苍苍的老朽沉溺于热一般。具有这些天赋的人生活于两个生命之中，一个是自身的生命，一个是睿智的生命；后一生命而且会逐渐被看作真实的生命，前一生命只是当做导致睿智生命的手段而已。其他人则把这肤浅、空虚而充满困难的自下而上自身的生命）当作生命的目的。智者会让睿智的生命获得优待：由于洞察力的知识的不断增长，睿智生命就像缓慢形成的艺术品一样它需要持之有恒、长久的强烈感情、一种愈来愈完整的同一『性』：与这一生命相比，专注于达成自身安乐的生命、纵然范围可以加宽，但决无法深刻化，毕竟只是拙劣的表演：然而，一般人把这类卑下的自下而上当做生命的目的。

一般日常的生活，如果没有激情的推动，是烦闷、了无生气的；若是由激情推动，不久就变为痛苦。上天赋之以充分智慧、能独处领略其快乐的人，除了执行其意志的命令所要求者以外，他们还有一些别的天分，让他们可以额外地拥有睿智的生命。仅仅是闲暇，也就是才智需为意志服务，并非就是充分的：那些无需为意志服务的力量必须真正的丰沛，让它能专门从事劳心的活动。反过来说，“无文采的闲暇是一种死亡，是活人被埋。”（塞尼加，epistulae“书文集”，82）根据丰沛的份量的不同，第二种生命——心智的生命，会有无数的发展；它可能只是收集和标记昆虫、鸟、矿物、钱币，或者是文学和哲学上的最高成就。心灵的生活不但能防止烦闷，还能抵御烦闷的诸多恶果；它使我们不结交坏伴侣，远离危险、厄运、损失和奢华，那些把快乐完全置之于外在世界的人将必然遭遇到不幸。举例而言，我研究哲学并未为我带来半块钱，但它让我节省了许多花费。

一般人把毕生的幸福置之于自身以外，他们把幸福寄托在财产、地位、配偶和孩子、朋友、社团等等，一旦那些身外之物有所丧失或令人失望，他们的幸福基础就被毁了。换言之，这些人的重心不在自己；愿望和幻想每有变动，他们的重心也会变动。如果他有钱，他今天的快乐是乡间的别墅，另一天是买马，或欢宴朋友，或是旅行，总之，一生享尽荣华，理由是他在自身之外寻求乐趣。像一个失去健康的人，他试图用补品和『药』物来恢复健康，而不想发展自身的生命力，也就是未顾及他失去健康的真正来由。在我们讨论相反的一个类型的人之前，让我们比较在这两者之间的一种普通型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是智质特优，但也超出一般的智商。他可能爱好文艺，或专心留意某门科学——例如生物学，或是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并且对这些学科抱有兴趣，当到快乐的外在来源缺乏、或是不能满足他的时候，他能在这些学科抱有兴趣，当到快乐的外在来源缺乏、或是不能满足他的时候，他能在这些学科找到趣味。对于这一类的人，他的重心可说部分在自身之中。但是，对文艺的爱好跟创作的活动很不相同；业余『性』的钻研科学，容易流于表面，无法进入问题的核心。人不可能把这些文艺或学术兴趣当做专业，或是整个生存就以这些活动为中心，而对其他都推动兴趣。只有那些智慧力最高、我们称作“天才”的，能达到那么强烈的程度，会整个地、绝对地把存在和事物的本质当做主题，用来表达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观念，无论是经由文学或哲学，对人生有所探讨。因此，让这些人能优游自在，他们的思想和工作不受有需要的；他们欢迎独处，把闲暇看作至善，其他都不需要，甚至当做负累。

只有这类的人，他们的重心完全在自身之中；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些人——这些人很和——不管他们的『性』格多么美好，对于朋友、家人及周围的般人，总不像其他人那样的热切和充满兴趣；因为只要他们拥有自己，即使丧失其他的一切，也不无安慰。这就使他们的个『性』趋于孤立，因为其他人的『性』格大不相同，从来不能真正的让他们感到满足，孤立就愈见其效果；而且，因为他们时时感到这种区别，他们就逐渐习惯于在人类中以“怪物”自居，这些人一想到人类，就说是“他们”，不说是“我们”。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上天赋予充分智慧的人，最是快乐；所以主观因素比客观条件，对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客观条件无论是哪种，对我们的作用是间接的，次要的，而且是必须经由主观因素，才得着落——这一真理，鲁西安（lucian）表达最最好：

心灵的内在财富是真正财富；

其他一切都可能弊多于利。

（《警言：12》）

具有内在财富的人，除了“不受打扰的闲暇”这一消极的礼物之外，并不需要外界的什么帮助，不能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之开花结果，也就是他得以享用自己的财富；总之，他需要在一生中的每天每时，能够保持“真我”。如果他有天分给全人类留下他的独特思想，那么只有一个准绳决定他是否快乐——他能否充分发展他的才智，完成他的作品。其他都不重要。因此，古今的伟大人物，都把不受打忧的闲暇，看作跟自身同样那么有价值。亚里士多德（《尼可马氏伦理》，x。7）说，“快乐存在于闲暇中”；戴奥基尼?赖尔提斯报导，“苏格拉底赞扬闲暇是最公平的财富”。于是，在《尼可马氏伦理》中，亚里士多德下结论说，知天乐命的生活是最快乐的；或者，像他在《政治学》（iv ll）中所说的，“能够自由运用力量，不管是何种力量，就是快乐”。这也跟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所说的相符合：“生来具有某才华而有意施展的人，最快乐的事就在使用他的才华。”

但是不受打扰的闲暇，并不是大家都可能拥有的；不，它根本是跟人的一命相抵触，因为一般人的命运是为个人糊口和家庭生计而终其一生；他是贫困、需要奋斗、并非才智驰骋天之骄子。一般人对不受扰的闲暇，不多久就感到烦闷，要是没有设想的或必然的目标，例如各种游戏、消遣和嗜好，把闲暇占据，闲暇立即变成负累。因为这样，闲暇是极可能充满危险的，所谓“人无事可做时，很难保持安静”。在另一方面，超越普通人的那份智慧不但是不自然，而且是反常的。但如果它的确存在，而且具有那份智慧的人能够获得快乐，那人需要的就是别人发现是负担或是危险的“不受扰的闲暇”；没有闲暇，好比飞马神被牢牢地捆绑着全副挽联具，他是不会快乐的。如果不受扰的闲暇和大才智，这两种不寻常的外在和内在条件都碰巧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将是极大的幸事；如果命运如此有利，人就能过着高层的生活，不受人生的两大相对的苦源（痛苦和烦闷）所侵扰，一方面不必为自下而上而作痛苦的挣扎，一方面又有能力随闲暇（“闲暇”就是自由存在的本身）。人们要逃避这两重不幸，惟有让它们彼此抵消。

与上面看法相反的观点，也应该谈论一些。伟大的天份意味着一种『性』质很是敏锐的活动，也就是对每一种痛苦都特别敏感。而且，这种天份含示极为强烈的『性』情，观念范围大而生动，这就使得拥有者在情绪上相应有尽有那么强烈，其超出一般人的程度简直是无从比较的。在这世界上，能导致痛苦的事物，比之能产生快乐的事物，要多得多。天份高使得天份高的人，容易跟他人和他人的所作所为疏远；因为天份愈高的人，所能发现他人的天份就愈少；他人喜欢的各种事物，他都觉得肤浅无趣。到处可以感觉到的“补偿律”，也许在这里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这是我们时常听到的，说来也不无道理，那就是：才智有限的人说到底是最为幸福的，说来也不无道理，那就是：才智有限的人说到底是最为幸福的，虽然他的命运并不值得羡慕。有关这一点，我不想预先影响读者的判断；尤其是苏格拉底就说过两个极为相反的意见：

才智构成幸福的主要部分。（antigone，1328）

另一句是：

最适意的人生在于缺乏才智。（ajax，550）《旧约》的作者们也处于同样的矛盾之中。

愚人的生命比死亡还不如。（《德训篇》12：12）

还有——

智慧愈多，忧伤也愈多；

增加知识，就是增加忧愁。（《传道书》1：18）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才智狭窄、只是一般天分的人，不觉得在智慧上有什么欠缺，严格的说，尽可以把他叫做“非利士人”——这一用法为德语所特有，它先在德国大学中流行，后来加以引申，获得高一层的意义，原义未变，指一上没有文艺涵养的人。非利士人永远是指被文艺女神缪斯抛弃的人。我喜欢较为高一层的观点，把非利士人用来指“终日孜孜于实务而未能掌握实际的人”；但这样的定义趋于虚悬，一般人不易明白，不适合本着作力求大众化的目的。另一个定义比较容易解释清楚，而且足能令人满意，那就是指出可以分辨非利士人的所有基本特征。这种人可界定为“一个在心智上没有需求的人”。从这里出发，首先谈“有关自身”这一方面，这种人不能享受心灵上的乐趣；前面说过，没有真正需要，就没有真正乐趣。非利士人并非纯然为了睿智而作努力以获得知识和见解，也不是为了领略有关审美的乐趣而去体验生活。如果这类的乐趣合乎时尚，非利士人会勉强自己多予注意，但尽量不让自己感到兴趣。他真正的乐趣是得自感官之类的，他认为这些可补偿他在其他方面的损失。对于他而言，蚝和香槟是最上级的生存；人生的目的就是获得有助于身体福祉的宝物，若是其过程稍稍给他一些困难，他就真是快乐无比了。如果生活上的奢侈品拼命地往他身上堆，他终归会感到烦闷的，对付烦闷他就有许多设想出来的办法，诸如跳舞、看戏、应酬、打牌、赌博、跑马、找异『性』、喝酒、旅行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可能让人不厌倦，因为既没有心智上的需要，就没有心智上的乐趣可言。非利士人的特质是枯燥无味而煞有介事，类似动物的那种。没有东西能真正地讨好他、刺激他、使他感到兴趣，因为感官上的乐趣很快就玩到尽头，非利士人的会社不久就变成负累，连玩牌也可能令人厌倦。当然，虚荣的快感还是有的，这种快意可由自己挑选怎样享受，他可以在财富、地位、威势方面觉得自己优越，因为有人给他面子；或者，还能够结交真正有头有脸的人物，分享人家的光彩——做个英国人所谓的“势利鬼”（snob）。

从刚才谈过的非利士人的基本特『性』，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在“对待其他人”方面；因为非利士人没有心智上的需求，只有身体上的需求，他会结交能满足他后一需求的朋辈，不会寻找喂类友伴。他对朋友的要求之中最无所谓的是“才智”；如果他遇到有才智的人，他会感到厌恶，甚至痛恨；这纯粹因为除了不舒服的自卑感之外，他还在内心感到连自己也要隐瞒的莫名的妒忌。有时这妒忌更进而转变为私下的怨愤。尽管这样，他从来没想到把自己有价值的思想加以整理，让它符合那些标准；他会继续重视地位、金钱和权势，这些是他眼中惟有的真正的利益；他的愿望是自己能在这方面出人头地。这一切都起源于他“没有心智上的需求”。所有非利士人的最大痛苦是他们对“理念”没有兴趣，为了逃避烦闷，他们不断地需要“实质”来填补。“实质”或是不能令人满意，或是充满危险；一旦他们对实质也失去兴趣之时，不免变为疲惫不堪。然而，理念的世界是无垠而平静的，它远离人世的一切忧伤和烦扰。

在讨论个人的品质如何能增进幸福这方面，我主要是集中在人的身本和智能的部分。有关“德行”直接对幸福的影响，请参看我曾获奖的著作《论道德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