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4世纪高丽—蒙古关系的一个方面》（第一次亚洲历史学家国际会议论文，90）、《伊斯兰教徒与元代社会》（《历史学报》，9）、《蒙古—高丽之兄弟同盟的性质》（《白山学报》、99）、《3世纪蒙古征服与统治的模式》（第三次东亚阿尔泰学会议论文，970）等论文。金浩东是专长内陆亚洲史研究的中年学者，在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编的多卷本《讲座中国史》第三卷（989）中撰写了《蒙古帝国的形成与发展》一章，并撰有《前期蒙古汗国的继承斗争与部族政治的特征》（《东洋史学研究》，990）等文。中年学者李玠奭专事蒙元史研究，撰有《元代儒户之一考察》（《东洋史学研究》，982）、《元好问士大夫意识之一考察》（《高柄翊先生问甲纪念史学论丛》，984）、《蒙古帝国成立期之商业一考》（庆北史学》，98）《郭畀〈云山日记〉之一考察》（同上，99）等文。加拿大的蒙古研究者于975年创办了加—蒙学会的蒙古研究杂志《加—蒙评论》（由萨斯喀彻温大学出版），发表各国学者的论文。加拿大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有斯各特（.sott）、施文林等人。斯各特有关蒙元史的论文有《北蒙古的契丹居民成吉思时代前社会、文化史之新资料》（《加—蒙评论》，975）、《两种已刊金帐汗诏书集书评》（同上，讨论俄国学者贝勒津和普里舍尔科夫9年出版的《颁给斡罗思总主教的可汗诏敕》）等篇；施文林通汉、蒙文，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文，元史方面撰有《耶律楚材在撒麻耳干》（《加—蒙评论》然居士集》中河中城诸诗的译释）等文。

第八章本卷编写旨趣以上所述当前可供蒙元史研究的海内外资料，非常丰富。而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的蒙元史研究，也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写蒙元史，应提出新的要求。在文字的表述上，也应给更广大的读者提供尽可能的方便。

蒙元时期的中国史，是继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之后，民族重新组合的第二个时期。我们没有使用普通所谓民族融合的概念，这是因为，融合是一件十分复杂而又需时长久的事情。民族之间在同一个地区互相往来，一直互通婚姻，都很难说是实现了民族融合。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拆散了一些民族共同体，又另外组合了一些共同体，说组合是可以的。组合有利于融合，但历史的意义不一样。蒙元时期，因为战争多，交通发展，商业、旅游也发展，民族的迁徒分散和重新组合，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蒙元时期民族关系上的重要现象，论述这些现象，是本卷应该担负的任务。但是要详细去说明有关各民族的原有状况及后来的流转变迁以至对当时和后来的影响，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我们只能量力而行，还不能一下子解决很多问题。

蒙元的武力是显赫的，它使用武力的破坏性也是很显然的。另一方面，在农业、手工业和文化的发展上，也都有显著的成就。物质和文化的交流也空前高涨。如何评价蒙元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需要结合史实，予以全面考虑的，单独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公平的。

蒙元史编写中很麻烦的问题，是译名的不统一。我们在编写中努力做到译名的统一，但仍有不少不统一的地方，一时难以解决。这也要实事求是，不应强求一致。

乙编综述第一章国号、年代和分期第一节国号和年代元朝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建国漠北算起，到元顺帝退出中原、大都被明朝占领为止，首尾3年（20—38），历4帝。

20年，金朝封授的“诸乣总帅”、蒙古部首领铁木真，在兼并漠北各部后，于斡难河（今鄂嫩河）之源称帝建国。铁木真受群臣所上尊号，称“成吉思汗”（is-qa），国号为“大蒙古国”（holulus）。元朝人把这一年视为本朝肇建之始。成吉思汗建国后，就开始进行征服邻国的战争，占领了中原和西域广大地区。229年，窝阔台继承帝位。这时，成吉思汗子、弟诸支宗王各有封国（ulus），封国之君皆称汗（qa）号，于是共尊窝阔台为“合罕”（qagha），即大汗。此后，元朝每代皇帝都拥有这一尊号。235年，窝阔台在斡儿寒河（今蒙古鄂尔浑河）旁兴建哈剌和林城（简称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都城。

20年，忽必烈即帝位于漠南开平城（其王府所在地，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他采用“汉法”，对蒙古国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前，蒙古诸帝都未立年号，只用十二生肖纪年（汉文文书中或直译鼠儿年、牛儿年，或改为干支），忽必烈参照“前代之定制”建元纪岁，以即位当年为中统元年。中统四年（23），升开平城为上都，次年，以燕京为中都（272年升为大都，今北京），政治中心从漠北转移到中原汉地。至元八年（27）采纳刘秉忠等汉人文臣的建议，建国号为“大元”。《建国号诏》中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表明建号是遵循中原“古制”行事，进一步确定本朝的正统地位。诏书又称，《圣武亲征录》作“察兀忽鲁”，《元朝秘史》作“札兀惕忽里”。按察兀（■a’ut～ja’ut）即辽、金用以概称北边诸属部人之“乣（音札，兀ut为蒙古语复数字尾）；忽鲁（quru-quri），《金史·百官志》释云“犹总帅也”。可知察兀忽鲁即“诸乣总帅”之意，当是临时授予的非正式官衔。参见蔡美彪《乣与乣军的演变》，《元史论丛》第2辑。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载“蒙人既侵金国，乃自号大蒙古国。”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大元辛未年（2）下记云“大蒙古国号始建。”按蒙古侵金始于2年，在此之前，对金仍奉岁贡为属部，金朝亦以一部族视之，故其国号不闻于中原。及大举攻金，始以敌国身份相交涉，遂用大蒙古国号，并非此年才“始建”国号。元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209年畏兀儿国相劝其主挈众“归大蒙古国”，说明2年之前已有此号。元初汉文史科中尚有“大朝蒙古国”、“蒙古大朝国”（或仅称“大朝国”）等名，都是同一蒙文国号的不同汉译。参见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台北）《汉学研究》，第3卷第期，985年。本朝“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像汉唐那样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于是取《易经》“乾元”之义，以“元”为国号。“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元朝建号以后，大蒙古国之名在汉文文书中不再使用，但并没有废除，蒙文文书中仍用此号，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