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95）、《lt;秘史gt;中的祖先献祭》（同上，973）等多篇论文。

李盖提的学生有几位在蒙古学上也很有成就。贝塞擅长蒙古语，特别是喀尔喀和布里亚特方言研究，并撰有《关于古代蒙古人名》（《蒙古研究》，974）。他晚年从事于《秘史》中的人名和部落名研究，据悉其著作即将出版。罗纳·塔思（.roa-tas）在塞格德创立了阿尔泰研究讲座，发表过很多篇关于阿尔泰系语言、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论文；其主要著作有《西藏—蒙古研究蒙古的藏语借词和古藏语方言的发展》（9）等。卡拉继承其师的布达佩斯大学内亚研究讲座并兼任匈牙利科学院阿尔泰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颇宽，主要在语言方面，其契丹、女真语研究的论著水平颇高；有关蒙元史的论文有《云南王阿鲁的蒙古文碑铭》（《东方学报》，94）等篇。乌莱·克哈尔米（.uray-ohalmi）开始从事蒙古武器史研究，后转向历史民族学、民俗与神话研究，她的《与lt;蒙古秘史gt;民族学内容相似的西伯利亚情况》（《蒙古研?究》，970）、《草原游牧民武器装备的历史分期》（同上，974）等论文都涉及蒙元史。此外，劳林茨着重蒙古、民间故事（主要是《格萨尔》）研究，涉及蒙元史者有《lt;蒙古秘史gt;?中的历史叙事诗》（《4届国际阿尔泰学常会论文》，975）等文。他还写过一本《蒙古史》，初用匈牙利文，后译为法文。

瓦沙里的《金帐汗国》一书（布达佩斯，98）对文化、蒙古军队、国家和社会作了全面考察，精彩之处是提供了关于蒙古法与伊斯兰法、蒙古与突厥习惯法并存的重要资料（这是作者专长的领域）。但书用很少人能读的匈文写成，又无注释及文献目录，是很大缺陷。

波兰杰出的东方学家科特维奇在蒙元时期史研究上有很多贡献。他于上世纪末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毕业后，长期在俄国担任东方事务官职和彼得堡大学教职，讲授蒙、满语并从事研究。923年转到波兰的大学任教，开设蒙、满语及中亚游牧民族史课程；同年出任波兰东方学会会长（直到去世），后又任该会《东方学报》主编（927—939）。有关论著主要有《蒙古与畏兀儿关系的一些新资料》（《东方学报》2，924），《关于lt;元朝秘史gt;的版本》（俄《亚洲博物馆东方学?部纪要》，925），《额尔德尼召的蒙古碑铭》（俄《人类学与人种学博物馆论文集》5，925），《雷慕沙发现的波斯伊利汗信件旁注》，《再谈波斯伊利汗信件中的一些词》（原载933、93年《东方文丛》4、0，重刊于《东方学报》，950），《阿尔泰研究丛稿》（“关于驿传的名称”，“关于突厥、蒙古、满族之称号”两则，载《东方学报》2，93）等。

科特维奇的学生列维茨基专注于八思巴字与古代蒙古语研究，所著《方体字蒙文碑铭》（937）、《4世纪汉字译写的蒙古语lt;华夷译语gt;研究》（949）和《突厥语与蒙古语研究》（《东方学报》5，949。突厥—蒙古若干词语的比较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惜英年早逝。其学生卡鲁任斯基在蒙古语研究方面也有很好成绩，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波兰文译本（970）。

捷克本世纪出了两位著名的东方学家卡尔·雅恩（arljah）和普哈（.oueha）。雅恩（90—985）在其故国和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都工作过，长期担任维也纳大学东方研究所教授，国际性东方学期刊《中亚杂志》主编。他精通波斯、阿拉伯和突厥语，最大的贡献是《史集》的校勘和译注，先后出版了这部最重要波斯文史籍几个部分的校勘本和译本《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和德文序言（伦敦，940）、《阿八哈汗至乞合都汗传》原文校勘本和德文摘要、索引（布拉格，94；海牙，957）、《拂朗史》原文校勘和法译本（莱顿，95）、《印度史》原文影印本连同其所撰有关论文（海牙，95）、《乌古思史》刊本（维也纳，99）、《中国史》刊本（维也纳，97）。此外，他还发表有《伊朗的纸币蒙古时代伊朗文化史、经济史之一研究》（捷《东方学》，938）、《关于怯失迷儿和蒙古人的札记》（《中亚杂志》，95）、《amalashri——拉施都丁的“佛之生平与教言”蒙古时期佛教的一种史料》（同上）、《关于蒙古人世系的一个印度传说》（haristeria，95）、《关于伊朗蒙古史波斯文史料之一研究》（《第五届国际阿尔泰研究常会论文》，93）、《拉施都丁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观念》（《中亚研究》，970）等多篇富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普哈（90—98）从948年起一直在东方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到退休（970），并在查里斯大学开设讲座，在布拉格外语研究所讲授蒙、藏文。955年到蒙古进行了学术考察，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印度学、藏学和蒙古学，尤以蒙古学方面的成就最大，特别表现在对《蒙古秘史》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成吉思汗的谱系》（《亚洲研究》，954）、《lt;蒙古秘史gt;中的音节重复、头韵、词源和古蒙古部落名称》、《唐兀人阿沙敢不》、《lt;蒙古秘史gt;中的两个地名》（以上三篇均载《中亚杂志》，955），《马札儿、马答撒里、马察罗亦——lt;蒙古秘史gt;之一考释》（匈《东方学报》，955）、《内陆亚洲的纪年法》（《中亚杂志》，92。包括有一张西藏、古突厥、印度和蒙古历法的对应表》，《作为4世纪蒙文诗的居庸关两段蒙文碑铭》（同上，93）、《论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内容与重建》（《蒙古研究》，970）等。其代表作《lt;蒙古秘史gt;丛考》（布拉格，95）就古代蒙古各类名称及其词源、成吉思汗的谱系、蒙古军队组织与战术、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十三世纪蒙古文化特别是《秘史》中的韵文，以及《秘史》作者（认为是失吉忽秃忽）和原文（认为最初用汉文写成）等问题分别作了讨论，这是他研究《秘史》的总结性著作。同年还出版了他的《秘史》捷文译本。

芬兰十九世纪前期卡思特伦开始研究蒙古（布里雅特）语言和宗教。本世纪前期出了位卓越的东方学家兰史铁至92年间，他三次到蒙古作学术考察，收集了不少古代资料，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突厥文《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即磨延啜碑）和《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碑》，同时期还考察了阿富汗和伏尔加河蒙古人。90年起在赫尔辛基大学任教（其间99—929年出任驻日本外交官），开设古蒙古语等课程。兰氏的最大贡献是阿尔泰系诸语尤其古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著作宏富。与蒙元史有关的论文主要有《吐鲁番出土的蒙文信件》（909）、《蒙古文方体字残片》（《芬-乌格尔学会杂志》，9）、《蒙古时代的聂恩脱里教遗迹》（934年在芬兰东方学会的讲演，发表于《芬-乌格尔学会杂志》，95）、《古代突厥与蒙古称号》（939年在芬-乌格尔学会的讲演，发表于同上杂志）等篇。所编大型《卡尔梅克词典》和《蒙古语词源字典》（935）对蒙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