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学者著作以及所译东方史料），也可以完成。他的确极其广泛地阅读了几乎所有前人的著述和译著，前后用数十年之功，终于写出了四大卷（分五部）巨著《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第一卷为中国的蒙古史（87），第二卷为俄国的蒙古史（880），第三卷为波斯的蒙古史（888），第四卷为附录与索引（928）。此书可以视为汇集了迄至十九世纪欧洲蒙古史研究成果的综合性著作，在时间和地域跨度上包罗最广，叙述亦颇详，重要地方注明出处，不失为了解蒙古史全貌的参考书。但由于作者的蒙元史学术修养和语言知识不足，所用资料全出于转手，阐述史事也多因袭前人，少有新意，从学术性方面衡量远逊于先前的多桑书。霍渥士还发表过几篇蒙元史论文，如《成吉思汗及其祖先》（880）、《钦察的白帐汗国》（878）等。

此外，在上海的英国牧师伟列亚力（.ylie）对元代八思巴字蒙文碑刻做过一些研究。他在上海发现一件八思巴字碑刻，将拓本寄往伦敦，并著文介绍（《汉蒙文古碑铭》，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部会报》，855），其后又相继写了《关于一件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亚洲杂志》，82）、《论居庸关古石刻铭文》（《皇家亚洲学会杂志》，870）等文。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元代天文仪器的文章（《第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论文集》，87）。这个时期，发表过有关蒙元史论著的英国学者还有奥尔良（中国两个鞑靼征服者史》，854），格伦威尔德年元征爪哇之役》，《中国评论》，875—87，为《元史·爪哇传》的英译，877），布舍尔古蒙古都城上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875年，兰-蒲耳出了一本《不列颠博物馆藏蒙古钱币》（馆藏东方钱币目录第六卷），绪论中叙述了蒙古历史，特别是伊利汗国史，并公布了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钱币目录和图版。奥立佛研究了察合台汗国史，发表有《察合台蒙古人》（《皇家亚洲学会杂志》，888）、《察合台蒙古人的钱币》（《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杂志》，89）。

波斯文史料的翻译，有拉维尔弟的术兹札尼《纳昔里史话》英译本（《亚洲伊斯兰诸王朝史》，88）和罗斯的海达儿《拉施德史》英译本（《中亚蒙人史》，898）

美国著名东方学家柔克义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业绩虽然是在藏学方面，但他学识广博，对宋、元时代的中西交通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和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合作的《诸蕃志》英文译注本十分有名。他在900年完成的《卢勃鲁克东行记》英文译注本（含卡尔平尼行记，伦敦哈克鲁特学会出版）注释详明，利用了大量欧洲中世纪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很多精辟的考证，迄今为止仍是研究这两种行记最好的著作。

第二节二十世纪的蒙元史研究本世纪初期，涌现了一批卓越的蒙元史研究的带头人，本世纪中叶许多有成就的蒙元史专家多出于他们门下。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东方学各学科析分愈细，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更加专门化。但由于蒙元史涉及的民族甚多，地域甚广，因而又具有多学科的特点。一方面，汉学、蒙古学、藏学、伊朗学以及欧洲中世纪史的专家都有不少与蒙古史有关的著述；另一方面，优秀的蒙元史专家也多兼通数门语言和若干学科的知识。

法国东方学大师伯希和（.elliot，878—945）是本世纪蒙元史研究领域无可争辩的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权威，这是由于他不仅汉学造诣极高，而且兼精蒙古、突厥、西藏、印度、伊朗、印支等学。渊博的语言和文献学知识加上异常的天才和勤奋，使他在极广的研究领域中几乎无往而不获。伯希和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曾受业于沙畹。899年为印支古迹调查会（不久改为河内法国远东学校）研究人员，后任教授。其间多次来我国搜集图书资料。90至908年在我国新疆、甘肃考察古迹，从敦煌千佛洞等处劫走大量珍贵的古文书、写本、木简及绘画等文物。9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直至去世。925年起担任《通报》主编，935年当选为法国亚洲学会会长。伯希和的主要研究领域一直是古代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其最重要阶段正是蒙元时期。从本世纪初至去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写下了大量研究蒙元史的论文、著作、札记和书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后陆续出版的。概括地说，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种重要史料展开的。一是《元朝秘史》，涉及书名、成书年代、版本和相关的其他蒙文文献，以及古代蒙古语、名物、制度的考订等方面。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的蒙文标题》（《通报》，93）、《今已不发音的3、4世纪蒙文中的h字首词》（《亚洲杂志》，925）、《元秘史旧蒙文中的一段讹误》（《通报》，930）、《阔阔·迭卜帖儿与户口青册》（同上）、《释‘站’》（同上）《秘史蒙古原文中的两处脱漏》（《亚洲杂志》，940）、《忽卜赤儿》（《通报》，944），以及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文碑铭、文书的研究。其《秘史》拉丁字转写及法译本（译文仅有前卷，即第—85节）于949年出版。二是欧洲使臣、教士的报告和相关的东西方文献，由此研究蒙元与罗马教廷及欧州国家的关系和元代基督教情况。主要论著有《唐元时代中亚及远东之基督教徒》（《通报》，94），《蒙古人与罗马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923、924、928），《中亚和远东基督教徒研究》（973年出版，有关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雅八剌哈与列班扫马、汪古部基督教的研究札记）。三是《马可波罗行记》，从他学术生涯之初便开始研究此书（904年出版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就有这方面内容），后期倾注大部分精力于此。938年，他与英国东方学家穆勒（moule）合作完成的基于zelada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法—意混合语原文抄本并用多种版本校订、增补的英文译本（书名从zalada本作desriptiooftheorld）在伦敦出版，这被公认为研究者必用的最完善本子。伯希和的马可波罗行记注释虽未全部完成预定条目，但已形成为一部煌煌巨著，在他去世多年后由韩百诗负责整理，按字母顺序排列，分两卷出版于巴黎（otesomaroolo，第卷，959；第2卷，94）；973年出版了第3卷索引。全书共有38条，每条均首列各种版本的异写并考其正误，有很多条文长达数十页甚至百余页。诚如韩百诗在“前言”中所说“这已不再是马可波罗行记的注解，而是展现了他极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的专题论文集。”四是《圣武亲征录》的译注，只完成一部分，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