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说，成吉思汗命蒙古人习学畏吾字，把所颁札撒（jasaq，法令）书写在卷帙上，称为札撒大全，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大会，就拿出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话行事。这就是汉文史料所载的“太祖金匮宝训”或“祖宗大札撒”。《大札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条款2。

《元朝秘史》最重要的蒙古文资料自然是始编于228年，后又增补了续编部分的《元朝秘史》——这是明初（洪武年间）译者根据原文书首题记“忙豁伦纽察脱察安”（ol-ui’uфatobá’a，蒙古的秘史）转译的书题。许多学者认为其真正书名应是原文首行的“成吉思合罕纳忽札兀儿”（iggisqaqa-uhuja’ur，成吉思汗的根源）。此书无疑是用畏兀字蒙古文写成的，原本保存在元廷档案中，后为明人所得，用汉字音译全文，逐词旁注词义，并分段（共282段）加上汉文节译。由于原本早已佚失，这部明初汉字音译本就成为此书现存唯一的完本；因其译音用字非常规范，可据以较准确地了解和恢复原文。此外，元、明间应当还有原文抄本流传在蒙古地区，但今已不存，幸有清初成书的罗卜藏丹津《黄金史》（蒙文）从某一抄本采录了全文的大约三分之二，虽有不少抄误、脱漏和改动之处，但仍是我们认识原文的最好依据。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海涅士、苏联学者柯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法国学者伯希和、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先后发表了原文（根据汉字音译）的拉丁字音译本。987年，我国学者亦邻真在充分研究汉字音译本和《黄金史》所抄录的原文，以《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柯九思《宫词》注。

2参看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929年哈尔滨出版（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某问题》，第2届国际亚洲学会报告集。

及中古蒙古语诸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元朝秘史》的畏兀字蒙古文复原工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刊行），这是本书第一部完善的复原本。本书有各种文字译本多种。今列《元朝秘史》文献要目如下明初翰林译员《元朝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汉字音写、汉文傍译及总译8k-3hneoЧnhгncxhe俄文译本（据汉文总译）

907（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日文译注本935拉丁字音写本94dermog-ole德文译注本94拉丁字音写及俄文译本94（日）小林高四郎《蒙古の秘史》日文译本943（日）白鸟库吉《音译蒙文元朝秘史》拉丁字音写、校注本947o-bhiya近代蒙文译本949smogls拉丁字音写及法译（前六卷）本949（土）hmedtemirmogllarigizlitarihi土耳其语译本950（伊朗）tarih-isirri-yemoghula波斯文译本（据elliot法译）

95（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955捷克语译本95（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据damdisure）

957oЧoo新蒙文译本（97年再版改订）

90-（中）姚从吾、札奇斯钦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汉文译注本92匈牙利文译注本93themogolsadotheriees英文译本（前十卷）

970-7（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ラス·カン物语》日文译注本下列诸译本据括注者外，均系据汉字音写蒙文译出。有号者为重要文献。本表参阅了原山煌编《元朝秘史文献目录》，日本蒙古学会，978年。

97smogols拉丁字音写本97-83toryofthemogds英文译注本972ethisr-toryofthemogols（附）拉丁字音写本ンンチ979（中）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汉文译注本98（中）巴雅尔《蒙古秘史》古蒙文复原、近代蒙文译本982fthemogols英文译本987（中）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本碑铭及其他现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资料是225年所立的一块石刻（国外学者称之为“成吉思汗石”），文仅5行2个词，述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大聚会时，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儿之子）射中远的。其后有240年河南济源紫微宫碑上的三行蒙文24年贵由汗谕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钤蒙文印玺；257年外剌部驸马所立释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记；259年、2年和28年的少林寺圣旨碑等。至元六年（29）颁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后，规定凡元廷诏敕及其他官文书均用新字。但在其他场合，特别是蒙古地区和各汗国，仍继续通用畏兀字蒙古文。现存文献有碑铭、汉籍和佛经的蒙文译本、牌子、伊利汗文书等。中外学者对这些文献分别做过大量研究（详本书“元史的研究年，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所编的《蒙古语文献汇编》（moumetaliguaemogoliaeolleta）第二部《前古典时期文献，1，3和4世纪》于布达佩斯出版，此书收集了世界各地发现的畏兀字蒙古文遗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写，并说明其形状、来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参考文献书目。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时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献总汇。983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道布编辑、注释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资料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称是“蒙古国字”（初称蒙古新字）。忽必烈即位后，鉴于辽、金朝都制有“国字”，遂令国师八思巴制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写蒙古语，并作为通用字母译写各民族文字。八思巴及其助手们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汉语语音并仿汉文方体字型加以改造，制成字母4个，至元六年下诏颁行，定为“国字”。此后，凡诏敕及诸王后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书事目等，规定都要用蒙古字书写，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机关都设了蒙古必阇赤。大都设蒙古国子学（上都设分学），诸王位下、各蒙古千户及各路均设蒙古学校，用蒙古字译《通鉴节要》等典籍作为教材推广教习。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虽比用畏兀字更准确，但因字形繁难，且各音节分开，把多音节的蒙古语词割裂了，很不便识读，故难于推广应用。至于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就更难通行了。因此，其实际使用范围很有限。现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圣旨、令旨、帝师法旨（绝大多数为碑刻，只有少数文书原件）、官印、牌子、钞币、碑额文字、崖刻、器皿题字，以及居庸关石刻、元顺帝上皇太后尊号玉册、《孝经直解》蒙译本残页等。此外，还有为译写汉字需要而编的《蒙古字韵》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纪中叶，学术界就开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资料的价值并进行研究。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韩儒林、蔡美彪、亦邻真、照那斯图，国外学者伯希和、鲍贝、阿尔托、李盖提、福赫伯、博森、小泽重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