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从问题的性质看孔孟所谓“义”和刘知几所谓“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认识或观点。“文”和“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表述的技巧“识”和“学”是指对史事或史事的掌握。他所说的才、学、识与我们所说表达的真实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联系。在具体看法上我们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的这些话毕竟是很著名的言论对于后世的史学理论有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参考。
凝练和生动比确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义但也不是单纯技巧问题。“凝1见刘知几《史通·曲笔》。
练”二字前人似还未曾用以论述历史的表述但《史通》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不少。概括起来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尚简一是用晦。史文的烦与简在史学领域里是个争论很久的问题。汉献帝因《汉书》篇幅过多命荀悦删为《汉纪》把一部百卷的书改写为三十卷的书。刘知几说这书“历代褒之有逾本传”这只是因为《汉纪》简约比《汉书》易读未必就是以烦简定二书的高下。晋代干宝评论各家史书特别推重《左传》说它“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这就明确提出以简约为高了。另一晋人张世伟撰《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写了五十万字；班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却写了八十万字“是班不如马也”。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烦简定史书的优劣了。因此史文烦简简直成了一个大问题。刘知几著《史通》有《烦省》一篇。他认为：“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这是说妄载谓之烦阙书谓之省二者都不可取。这就明确地批评了那种单纯以文字烦简定史书高下的看法。刘知几在《书事》篇中还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这段话论史文烦简说得比较公平、合理没有什么偏见。但他针对魏晋以后偏于浮华的文风在《史通》的《浮词》、《叙事》、《书事》、《点烦》等篇里都强调了简的重要提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这在当时是有实际意义的。近人郑天挺同志对中国历史家尚简作了论述：他指出“有时候已经叙述了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罗列事迹；有时候已经用事迹衬托出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话笼统地赞美；有时候对于才行事迹全不说而把当时的言语记出来因为言语有所关涉事实也就显露了。他们绝不同时并写以免虚费文字。假如说一个人尽夜读书又何必再说他笃志学习？已经说了下笔千言又何必再说文章敏？既然已把一件事情生时有关系的对话记下来了又何必再把这件事情的经过重说一遍？这是历史家尚简的理由。因为尚简所以他们更主张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烦复但是却要简要合理。他们要作到“‘骈枝尽去尘垢都捐华逝实存渣去瀋在’。”1这里所讲的尚简在具体运用上的种种要求和经验现在仍然是适用的。
在史文烦简上我国史家主要倾向是尚简但也不是愈简愈好。这一点刘知几已经说到。宋人洪迈进而提出：“文贵于达而已烦与省各有当也”2。不论烦与省都应写得明白、全面不可失当。顾炎武也认为：“辞主乎达不论其烦与简也”1。他们提出的这个“达”字比刘知几对史文烦简的看法更加明确了。我们认为现在还是应当注意继承尚简的传统而对于烦和简则应有辩证的看法。史文烦简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史学工作者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得好既要有明确的认识也要认真付出功力。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提出来文章有显有晦的说法：“显也者烦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又说：“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1郑天挺：《中国的传记文》《探微集》第269页中华书局198o年6月版。2《容斋随笔》卷一“文烦简有当”条。
1《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烦简”条。
他所说的“用晦”是从史文烦简的角度提出来的有突出重点的意思也有含蓄的意思好象类似于概括但跟概括的意义又不相同。他在文中举出的几个例子似乎还不能说明“用晦”的表达方法。在用晦的方法上顾炎武曾提出一种表述的形式。他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用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2顾炎武说的“于序事中寓论断”是对“用晦”的一种主要的表述方式。这也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不过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不是只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叔孙通列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全篇先后四次通过别人之口对他进行评论而作者却未置一词。第一次是叔孙通讨好秦二世得到二世赏赐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第二次是叔孙通准备为刘邦定朝仪文章记鲁两生的话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第三次记朝仪场面及刘邦的反映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从侧面对叔孙通所作的批评。第四次是叔孙通得到刘邦赏赐后分送同伙同伙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的其他篇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史论的形式1。
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