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2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裁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1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展主线的缺点。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夫史为记事之文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2《绎史·征言》。
1《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
也”2。这里强调史实本身千变万化史书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为常格”“起讫自如”。
根据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之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凡起例..3999ooo41_o3o7_1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另一办法是设置“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总的意图则都是要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这与《绎史》的编撰意图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启二人生活的时代距我们更近他们的史学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他们探索新综合体的尝试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1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一九○二年他又写信给梁启、吴君遂等重申其见解。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时间探索后形成的相当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有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表述形式。
章炳麟的历史观比封建时代的史家进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2。这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他所设想的体制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都是记人来源于“本纪”和“列传”。“表”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其来源于纪传体甚明。十篇“记”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尽管五种体裁中以何为纲没有解决但总的来说章炳麟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步。
梁启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陈叔通信中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要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现见于《饮冰室文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于192o年计有《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春秋年表》和《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