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也6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6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1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2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6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和以6九渊为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6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6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3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6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1《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2《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3《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1《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2同上。

3《象山全集》卷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4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6九渊是有所批评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1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2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3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4。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1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2。“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3。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4。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4《东莱太史别集》卷1o《尺牍四·与陈同甫》。

1《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2《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3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4《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1《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2《直斋书录解题》卷4。

3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4《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生课试之作”5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1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oo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o卷所涉诗文集8oo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2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3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