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思退在宋金和战问题上竟然要宋孝宗“奏禀上皇而后从事”尽管宋孝宗气愤地指出：“今日敌势非秦桧时卿议论秦桧不若。”汤思退虽然也于隆兴二年十一月被罢相且不久死于贬途中但宋孝宗终于屈服“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于十二月以“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1不再称臣岁贡也改称岁币订立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注意展经济和文化展经济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o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1。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1《宋史·孝宗纪》一《宋史》卷371《汤思退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2o《癸未甲申和战本末》。1《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缺字据《文献通考》卷5添补。

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但到淳熙五年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2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3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4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16o）

的事。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1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2。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1。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2《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

3《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4《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4。

1《宋史》卷181《食货志·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

2《宋史》卷459《魏掞之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7。

1《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2。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6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6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锐意恢复壮志未酬“隆兴和议”虽是宋金所有和议中屈辱最轻的和议但毕竟不是平等的和议在南宋皇帝接受金朝国书时要求平等的礼仪被金朝拒绝后宋孝宗决心通过武力以雪国耻。

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此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作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军事对抗但他既受制于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