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同类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1t;//pgn>他主张行赏“自下而上”用罚“自上而下”特别是先罚“贵戚大臣”而后才“及于疏贱”而且说商鞅、韩非之“所以用刑者”乃“舜之术”这是突破儒家传统的看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观点。

《策别》之《课百官》中还有“决壅蔽”之论对于当时的弊政揭露得十分深刻。文中有云：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宋时弊政之最显然者是因循苟且。这在欧阳修的论事之文中说得十分透辟。苏轼在此则更指出有些“故常之事”之所以“务为留滞”者乃是“以待请属”也就是等待贿赂。“贿赂先至”则“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则“终年而不获”。哪怕是“一毫之事”也“非金钱”不办。看得何等深刻！

苏轼的一篇传诵的名文《教战守》也是《策别》之《安万民》中的文字。此文从提出论点列出论据到得出结论层次之分明论证之严密可以代表苏轼论事之文的行文特点文章先提出“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而且指出：“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论点提得相当明确。明确了论点之后随即列出论据加以论证。经过充分论证之后便指出“天下固有意外之患”即战争不可避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一段分析是非常精辟的。文章说：且夫天下固有非常之患也。患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1t;//pgn>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这一分析已为尔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其后果自可担忧。文章继续说：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

写到这里关于“生民之患”已说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如果再不采取挽救的对策实在危险。于是文章自然引出结论就是要对平民百姓教以战守之术。文章说：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

苏轼是个文人对于兵法他懂得不多。这一方面他还不及其父苏洵。上面这段话不免纸上谈兵。不过他的论述是针对时弊的他的论断也是从实际出的。

从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某些士大夫都是苟且偷安不讲武备则是事实。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多好言兵。如尹师鲁、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以及苏洵等都是重视军事的。苏轼这些见解和上述诸人比较一致。

到了熙宁变法初期苏轼的一篇《上皇帝书》也是重要文章。

熙宁四年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针对新法上书论事。

此书行文相当激切与前此诸策比较有所不同。文章开始云：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1t;//pgn>下面便分别言之。关于“结人心”他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而然。人心向背系乎存亡古今一理。苏轼于此时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在他看来熙宁变法不免“刚果自用”而未能“深结人心”。关于“厚风俗”苏轼所言者亦似老生常谈但亦切中新法之弊。顾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有评论：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苏轼此论“深切”顾炎武看得不错。

关于“存纪纲”苏轼特别强调的是宋初以来广开言路的传统。他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1t;//pgn>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论纪纲而特言此者这在当时似亦有激而。王安石变法立意甚善但不听谏言是一大缺失。苏轼进言也不无顾虑。苏轼最后还有如下一段言语：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这样出言之激切不仅如贾谊、6贽而且有如钟惺所云：“东坡之文似战国。”不过说“东坡之文似战国”也并非如罗大经所谓“以无为有”“以曲作直”1。

苏轼早年的进策之文以及熙宁新法时期的进奏之言都是针对时政、有为而。其他论政论史诸作也大抵如此。

各体杂文苏轼的各体杂文写得更加自由随便。苏轼《答谢民师书》称其“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评语谢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