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所以这不过是汉代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言论。

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司马光在《上体要疏》中全面批评王安石说：“臣恐所改者未必胜于旧而徒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合则非宜。”熙宁三年司马光又出多封《与介甫书》使1《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达到高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就是王安石在复书中所说的：“重蒙君实指教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司马光全面反对变法从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推行新法的人选以及各种变法的措施他都加以非难。在《奏弹王安石表》中说：“安石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这已经过正常争议的范围了。

司马光在洛15年周围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以他们的政见来看可以说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洛阳的耆英会是这些人士的盛会据《邵氏闻见录》载：“公（司马光）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弼）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以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司马光与诸老徜徉在园林之中但又何尝忘怀政治。

在洛15年司马光毕竟有了更多的空闲而从事修史。熙宁六年（1o73）表授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丰四年（1o81）十月进所修《百官公卿表》1o卷、《宗室世表》3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o84）十二月进历十九年而成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表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由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又体现了司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资治通鉴》卷一）。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复出为相废除新法元丰八年（1o85）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1o岁的哲宗即位大权掌握在皇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守旧尽行复旧法史称“元祐复辟”。司马光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三月十日上《迄开言路札子》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五月复出为相诏除门下侍郎。是月二十八日请更张新法。从此直至元祐元年（1o86）九月病卒为相时间很短但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o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书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

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o94）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祐年间所为司马光虽已离开人世也逃不脱受惩罚被夺谥、追贬。甚至有人主张毁《资治通鉴》板。宋徽宗崇宁元年（11o2）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马光等12o人的名字刻石立为“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11o4）又扩大为3o9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两宋政坛上风波迭起司马光受到牵连。论政见司马光是守旧型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关于边事方面的意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丰后人编为《温国文正公文集》。

第二节吕公著重臣家世吕公著（1o18—1o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出身仕宦世家。先祖吕龟图在仁宗朝为翰林学士后擢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从祖吕蒙正（944—1o11）历事真宗、仁宗朝宰辅三次拜相。祖父吕蒙亨有政声官至大理寺丞。1父亲吕夷简（979—1o44）字坦夫。真宗朝知滨州任上在宽民力、展农业诸方面有政绩。仁宗朝拜相在稳定统治方面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他与另一位相臣张士逊皆以“儒学起家列位辅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时制宜济以宽猛相臣预有力焉”。兄弟公绰、公弼、公孺等皆为朝中要臣。吕公弼（1oo7—1o73）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