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方面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的人生信念生了动摇。理想的破灭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声称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他甚至要消极避世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脱。在《乐志论》中他抒了放浪形骸：“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寻求自身越的心绪。在他身上折射出两汉儒学向魏晋玄学的过渡。他本人也成为魏晋名士的先驱。
第二节王符隐居著书王符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生活于二世纪前中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学者友好。安定俗鄙妾生之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故被乡人贱视。自东汉中期以来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士人大多到处求官谋职当权者更相荐引而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因此不得升进。思想上积愤乃隐居著书三十六篇（分十卷）不愿显露其名而称《潜夫论》。
《潜夫论》是一部政论与社会史论著作。王符面对东汉衰世重重的社会矛盾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他尖锐地指出东汉政治腐败经济凋弊民生苦难风气不正。他说仁人君子“夙夜箴规蹇蹇匪懈”“忧君之危亡哀民之乱离”。推其仁义之心爱君“犹父母”爱民“犹子弟”。“父母将临颠陨之患、子弟将有陷溺之祸者岂能墨（读‘默’）乎哉！”他大声疾呼：“一国尽乱无有安身。”“有亲者忧将深。”他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都必须改良才能挽救危亡。论富民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
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
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了个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汉代学者好谈天人关系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际各说不一这里且不细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展。
如何富民？王符于《务本》篇指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本末之说早已有之。先秦秦汉间所言重本轻末一般说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个思想形成了传统影响后世几达二千年。其实重农抑商仅仅是为保持自然经济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以利于稳固封建统治而对进一步展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司马迁早已觉察到这一点虽1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符传》及《潜夫论》。凡引上传文字不另作注凡引《潜夫论》文字只夹注篇名。
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说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论是重农而不抑商。这是独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说也是卓异不凡的。他不承袭重农抑商的观点而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则民富否则相反。这比司马迁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观察世事觉得“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侈》）以巧饰取宠以鬻奇致富这样岂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故才产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则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他写了《爱日》篇专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说“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不可能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他接着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闲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政治混乱而扰民百姓困扰就不可能安心致力于生产。他认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就是要“敬授民时”不可“烦民”。他指出“今则不然万官挠民”百姓困扰而“废农桑”。故他在《爱日》篇末大声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见《爱日》）
论求贤王符于《潜夫论·实贡》篇提出：“国以贤兴以谄衰。”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所用的人之贤或奸。
东汉选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视寒士；或誉不以实营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人。官场往往鱼目混珠清浊混流甚至奸佞得势贤能贬黜或禁锢。王符对此甚为不满曾指出：“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实贡》）
王符觉得当时选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考绩》）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几种毛病存在：或有“以族举德”（《考绩》）即以世族门第取人。对此他是反对的曾指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论荣》）意思是人的善恶不是由家庭出身所决定。对于“虚造空美”、“虚张高誉”（《实贡》）他也表示反对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对于“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他更是反对。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同上）之语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