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加剧了。多田人逐渐形成地主阶级失地和少地农夫逐渐形成为佃农、雇农1。金景芳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也反对郭沫若的解释。他认为“初税亩”只是记述剥削方法和数量有了变更看不出所有制变更的迹象。他引《谷梁传》：“初者始也。古者什一借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说明奴隶耕种的田有一部分是由奴隶主收取全部产品供奴隶主享用这就是“籍”。奴隶还耕种着另一部分田那是由奴隶收取产品用以维持本身生活。“初税亩”就是开始对这种田也按亩收取一定数量的产品作税。这表明剥削方式和剥削量的进一步加剧但剥削的性质、生产关系的类型并没有什么变化2。魏晋封建论者王忍之对于范文澜的解释也提出了异议。他说“初税亩”下征收来的税是交给国家的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可是范文澜把税亩制作为土地公有制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的标志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即一方面把税亩制看作私有制确立的标志另一方面又说成是基于土地国有制的物品地租。在王忍之看来“初税亩”是在私有制确立之后国家对于自由民征收的一种赋税而不是什么物品地租。不能把物品地租和赋税制度混为一谈3。
（三）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奴隶就是西周封建论者们也承认。所以范文澜说：“任何一个贵族（国君、卿、大夫）都要占有大量奴隶”4否则贵族的生活和权力将无法保持。不过他认为当时的奴隶除了使用于工商业之外主要是供贵族家内役使奴隶劳动只能说“对农民和小工商业者起了配合作用。”但是主张春秋战国奴隶社会论者们说当时贵族和富有者所占有的奴隶动辄就是千人、数千人以至万人以上。这些奴隶不但被用来作家内服役之用而且强迫他们在手工业作坊里、森林里、矿山里、田野里和江河沼泽里从事各种劳动。《春秋》三传关于俘获的记载很多。大国把小国的“民”俘获来后“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墨子·天志下》）。贵族之间的斗争也往往是为了争夺奴隶。所谓“兼其室”、“取其室”、“分其室”就是夺取奴隶财产的斗争。不管是贵族或平民犯了罪要被没为奴隶；破产的人也大多被降为奴隶。这些都表明奴隶制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残余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1。主张魏晋封建说的谢德风更认为战国时代的奴隶来源是充足的主要有：（1）战争的俘虏如《墨子·天志下》说：“民之格者则劲拔之不格者系累而归”；（2）由破产农民变来的债务奴隶如《韩非子·六反篇》中说：“天饥岁荒嫁妻卖子”；（3）来源于罪犯的奴隶如《左传》昭公三年称：“栾、郤、胥、原降在皂4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
2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
3王忍之等：《对&1t;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研究》1955年第3期。4王忍之等：《对&1t;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研究》1955年第3期。1王忍之等：《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3期。隶”；又《史记·商君列传》载：“事末利及怠而贪者举以为收孥”；（4）在血缘亲属的假面具掩饰下的同族奴隶如“隶子弟”、“乡子弟”以及“赘子”、“庸人”、“庸保”、“甿隶”、“庸客”等隐蔽形式下的奴隶。据此他认为战国时代的奴隶制还处在展时期而不能说是奴隶制的衰落时期2。
（四）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唐兰说郭沫若所提出的“下层克上层”的现象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与社会制度的改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矛盾的生是奴隶制国家崩溃以后的必然现象1。主张战国是奴隶社会的同志也不同意郭沫若的意见。孙秉莹认为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转变的时候必须经过被压迫阶级的武装斗争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但是春秋战国之际并没有生过这类事情。当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很剧烈生产关系尚能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一直是上升的。奴隶社会既没有生危机也就没有生革命的条件因此也就不存在奴隶制崩溃与封建制形成的问题2。金景芳更认为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势力正在膨胀宗法制正在展他们不可能主动地革自己的命。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矛盾还是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只有到了战国时代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成为主要矛盾。他批评战国封建论者“把封建社会的出现看得太容易了以为只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可以顺利地到达。”“若是认为经济制度的变革在一般的条件下可以不通过革命的途径不通过剧烈的阶级斗争不通过剧烈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实现那显然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理论不相容而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说法没有本质的差别”3。
（五）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问题尚钺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他认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所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矛盾主要是旧氏族贵族的没落公社秩序和习惯的破坏奴隶占有制的成长家长制奴隶主贵族与新兴起的工商地主富有贵族的矛盾。在他看来墨子的“兼爱”是从原始公社相助相亲的共同体关系出反对私有制反对分配的不公平及掠夺战争。这是贫穷的小自由民对原始公社生活的回忆和幻想并不是什么“庶人”奴隶地位的提高或“解放”。老庄学派主张“小国寡民”要求回复到远古的氏族公社的思想反映了公社秩序和习惯的破坏以及奴隶占有制成长的社会现实。至于法家它代表了富有贵族的利益。他们宣扬立法不避亲贵主张旧氏族贵族在法律之前与一般自由民处于平等地位。这种平等的要求是新兴的富有贵族作为反对旧氏族贵族的号召争取自由民的支持而提出来的。据此尚钺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现实“恰恰是早期奴隶制向展奴隶制的过渡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生产阶段的更替”1。任继愈虽然同意郭沫若所说的先秦诸子的学说都接触到财产私有制的问题但他不同意郭沫若把春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