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植物的研究。在抗战前参与该所调查采集工作的有蒋英、左景烈、侯宽照、辛树帜和汪振儒等。193o 年，他们开始刊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第4 卷后停刊。农林植物所至1934 年，已先后采集香港、广东和海南岛的植物标本数万号。1935 年，陈焕镛又在广西创设了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自兼所长，两个研究所合作采集广西和贵州的植物，研究注重经济植物。在陈焕镛的出色领导和组织下，农林植物所的植物标本增加到15 万号，工作人员也增至十余人。陈焕镛从1922 年出版《中国经济树木》起，陆续刊出多种重要的植物学著作，表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对我国的植物分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1929 年于南京筹设自然历史博物馆，193o年正式成立，分动、植物两组，钱天鹤任主任1。1934 年改为动植物研究所，动物学家王家楫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裴鉴任植物部主任。这是我国最早由政府设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动植物所的主要工作偏重于我国动植物的调查分类，抗战前，秦仁昌、蒋英、裴鉴、耿以礼、邓叔群和杨衡晋都曾参加调查采集工作。并出版英文刊物《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特刊》（sinensia），后中文名称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专刊》，到1941 年刊出12 卷后停刊。抗日战争期间，该所迁到重庆北碚。1941 年，动植物所扩大组织，分为动物所和植物所。分别由王家楫和罗宗洛主持。植物所除研究高等植物分类外，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充至生理、生态，以及藻类和菌类等方面。抗战胜利后，两所都迁回上海。

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同一年，北平成立了私立的静生生物研究所。这是由尚志学会拿出范静生生前捐款中的15 万银元作为基金，范静生后人捐赠其1 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第2 期。故宅作为所址，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经费形成的一个研究机构。由秉志出任第一任所长。静生所开始比较注重北方动植物调查。这个所刚成立时有职员9 人，所长兼动物部主任秉志，植物部主任兼技师胡先骕，动物部技师寿振黄、刘崇乐，植物部助理唐进，绘图员冯澄如，庶务周汉藩，文牍张东寅。

1 年以后，该所的职员增至12 人，有动物标本近28ooo 件，植物标本18ooo件。同时开始出版《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一卷，该刊为英文版，附以英文摘要。193o 年，秦仁昌与胡先骕合编的《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一卷出版。1931 年，我国木材解剖学的开创者唐耀到该所任研究员。从1932 年起，秉志辞去所长职务，改由胡先骕任所长。为了适应动植物标本日益增多的具体情况，所内增设了动植物标本室，分别由张春霖和秦仁昌任动物标本室和植物标本室主任。同年我国的第一家木材实验室在该所成立。与此同时，静生所还派出了以蔡希陶为的云南生物采集团，赴滇考察、采集，1935 年王启无接替蔡希陶继续采集。另外，1932 年还与四川西部科学院合作，组织西南考察队到四川进行生物考察、采集，由俞德浚任采集员。1934 年，静生所与中国科学社等单位合作，组成海南生物采集团到海南考察收集。该所还在河北、山西、吉林、察哈尔等地作生物收集。1934 年，静生所还和江西农业院成立了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植物园。由秦仁昌任植物园主任。其标本室主任一职改由李良庆担任。到抗战初期静生所的动物标本达到37 万余号，植物标本43 万多号，职员最多时为47 人。1938 年，静生所与云南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职员全是静生所的人，如汪缵、蔡希陶等。《静生生物所调查汇报》作为静生所反映科研成果的不定期刊物，至1941 年共刊出动物学十卷，植物学十一卷，从1943 至1948 年又刊出新集（nr）三期。共刊出国内外学者的论文269 篇，其中动物学方面133 篇，植物学方面136 篇1。此外，静生所还出版了《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河北习见树木图说》、《中国山东省中新世之植物化石》等书籍。静生生物所是我国解放前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所蕨类专家秦仁昌194o 年在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一文，把占蕨类植物9o％以上的原水龙骨科分为33 个科249 个属，以一个崭新的自然系统代替传统的分类方法。这是世界蕨类植物分类展史上的一个巨大突破，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植物学界赢得了荣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48 年，胡先骕和郑万钧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联名表了“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该文表了我国湖北磨刀溪次现水杉这种活化石。此事震惊了世界植物界，堪称我国近代植物学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1929 年，北平研究院成立，设有生物学研究所（1934 年改为生理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由经利彬代理生物学研究所主任，刘慎谔和陆鼎恒分别担任植物学研究所和动物学研究所的主任。所的规模都比较小，到1935 年，每个所的职员都不足1o 人。但科研人员还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日本侵略华北和中国内地的野心十分明显，为保存科技实力，1936 年，植物研究所把全部的图书仪器、标本和研究人员都迁到陕西武功，与当时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作组建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动物研究所为了1 吴家睿：《静生生物调查所纪事》，《中国科技史料》，第1 期。走在日本研究机构的前面，也与青岛市政府合组胶州湾动物采集团。“七·七”事变以后，北平研究院各单位开始内迁。1938 年，生理所和动物所迁到昆明。在武功的植物所也于1944 年迁到昆明，另组一植物所，原来的西北植物调查所仍坚持工作。动物研究所在昆明又同云南建设厅合组云南水产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生理所、动物所和植物所都先后迁回北平。迁回后的人事有所变动，生理所由朱冼任所长，动物所由张玺任所长，植物所的所长仍为刘慎谔。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由王振华代理所长。

北平研究院生理所主要从事实验生物学、细胞学、生理学和药理方面的研究。如经利彬、张玺等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