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3）后期组织院-所结构，撤销研究会。七七事变后，各研究所即进行内迁，总办事处与各研究所相继迁入昆明（地质学研究所迁至重庆北碚）。由于战时经费困难，经济研究会、水利研究会、字体研究会、人地研究会和气象台、博物馆、测绘所等机构都停办了。到948年，只设物理学、镭学、化学、药物、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史学8个研究所和西北植物调查所。

3.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948年北平研究院设立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

院务会议主要职责是审议该院各项章程规则、工作计划、概算及其他重要事项，由院长、副院长、总干事、秘书及各研究所所长组成。学术会议则酝酿于抗战胜利前夕的945年春。当时北平研究院筹备改组各学会及研究会为该院学术会议，并计议推举学术专家为学术会议会员。学术会议的主要职责是开会讨论学术问题及全院的重大问题。94年3月，院长李煜瀛由重庆赴昆明，召集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一次大会；948年月成立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筹备委员会，由委员3人组成，通过了学术会议暂行规程，决议委托北平研究院的院务会议推举学术会议会员，由院长聘任；以后的会员由学术会议自行选举。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名单组别当然会员会员天算组熊庆来江泽涵陈省身赵进义李珩张云李书华严济慈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马士修庄长恭周发岐吴宪曾昭抡杨石先黄子卿吴学周理化组林世谨李煜瀛朱洗陈桢秉志胡先骕戴芳澜张景钺生物组张玺刘慎谔周太玄童第周胡经甫翁文灏李四光杨钟健袁复礼孙云铸尹赞助裴文中李士林竺可桢黄国璋地学组张印堂农学组刘大悲戴松恩冯泽芳汤佩松俞大绂刘仙洲魏寿昆李书田朱物华侯德榜工学组张克忠顾毓珍赵承嘏林可胜陈克恢汤飞凡朱恒璧戚寿南医药组李宗恩朱广相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姚从吾张星浪史学组董作宾汤用彤李俨吴敬恒张元济胡适沈尹默谢寿康文艺组陆志韦朱光潜魏建功王宠惠顾孟余陶孟和何基鸿杨端六社会科学组陈序经崔敬伯费孝通吴克刚罗喜闻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是民国时期两个最大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担负着规划全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的重要使命；北平研究院虽然是地方性的，但对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同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与发展是分不开的。这两个科研机构从成立起到四十年代末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做了相当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我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只有在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以及其他的科学研究机构，如地质调查所等）之后，才开始了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和某些技术学科的研究和试验，获得了不少成果，才使中国有了自己的科学积累，也从而才使中国有了现代科学。因此可以说，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的开端。不仅如此，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还为中国后来的科研机构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于949年月日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基本上就是由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各个研究所合并、调整、扩建而成的。80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所是民国时期最主要的地质研究机构。93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所长为丁文江；同时成立地质研究所，作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989年第0卷第期。为培养地质人才的学校，所长为章鸿钊。地质研究所于93年秋开学，由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人为主讲教师。经过三年的训练，至9年7月，共有2人毕业，其中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等十余人被派到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在这批学生毕业后就停办了，章、翁二教师也转到地质调查所。从此地质调查所有了人员的保证。以后调查研究的人员逐渐增加，最多时达到00多人。地质调查所调查人员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地质、古生物、矿物、岩石、矿床等等，都在调查之列。

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是由四川企业家卢作孚于930年创办的，是以立足四川、开发西部为宗旨的地方民办综合性科研机构2。卢作孚亲任院长。932年张博和应卢作孚邀请，担任兼善中学的校长，并代理西部科学院院长兼总务处主任。在学术研究方面，最初设有四个研究所，即理化研究所、农林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另有兼善中学、博物馆、图书馆三个附设机构。93年，博物馆、图书馆交给地方办，937年生物、农林两个研究所停办，兼善中学也独立办学，938年2月，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建于重庆，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全部人员都参加合作。这样，从938年春天开始，西部科学院实际上只有一个理化研究所单独进行研究工作，一直到950年与中国西部博物馆合并为止。

民国时期的主要科研机构除了上述者以外，还有大学中的若干研究所，如交通大学研究所（92—949）、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934—949）、武汉大学理科研究所（94—947）等。这些大学的研究所都作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在内迁昆明期间，建造了当时全国唯一供试验用的5尺口径的风洞。

参见王仰之《旧中国的地质调查所》，《中国科技史料》，983年第4卷第见赵晓宇、陈益升《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科技史料》，99年第2卷第2期；李乐元《中国西部科学院》，《科学通讯》，950年第卷第4期；梁志全、罗平《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中国科技史料》，987年第8卷第2期。

参见陈益升《大学中的研究所》，载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995版，第579—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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