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积极扩充化学设备。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大多数高中都有足够的化学仪器和药品以供学生实验所需，一些定量仪器和滴定管及精确天平等已经非常普遍，平均每校的设备约值3000多元。但初中的化学设备仍然较差，有70％的学校有化学课但无化学实验，而且少数独立的初中化学设备极为简陋，平均每校只有数百元的仪器和药品。当时中学化学所需仪器和无机药品，基本上是国产的，上海科学仪器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都附设有教育用具制造厂，专门制造中学所需的各种化学器材。高中学生做实验时，多半是两人一组，初中学生则是五六个人合用一套仪器，共做一个实验，各校讲授与实验的课时数一般都能符合规定。一些省市甚至设有公共实验室以供当地各校学生使用，如福建福州省立科学馆、甘肃科学馆等等，都设有化学实验室。

在化学设备日益充实的同时，教材的编审也逐渐完善起来。到了940年代初，已出版了高中化学课本20多种，实验教材近20种，初中课本0余种，实验教材约0种，而且大部分都是经过了教育部的审定，内容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为准，作者大都为有经验的化学教师，因而教材质量提高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以前的中学教学计划已不能符合实际需要，特别是为了加强军训等科目而减少了科学科目，并于940年公布了新计划。如初中又改为先学化学后学物理，高中则分甲乙两组，甲组（理组）每周5小时化学，乙组（文组）每周4小时化学。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944年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拟定的3年制中等学校新课程里，没有单设化学，但在医药知识中介绍了一些与化学有关的常用的中西药品的名称、性能，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服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948年又再次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化学和物理合并为“理化”，在第2和第3学年每周上课3小时，同时又取消高中分级办法，高二化学一律每周上课5小时。

2.高等教育。

99年北京大学化学门改为化学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化学系。随后又有不少大学相继设立了化学系，如南开大学（92）、厦门大学（92）、东南大学（922）、中山大学（924）、清华大学（92）、四川大学（92）、浙江大学（928）、武汉大学（928）、山东大学（930）等校。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设有化学系的理工科大学仍是少数，928年，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共有2598人，其中理工科学生仅占四分之一。以后这个数字逐年增加，到937年与文科学生数相等，直至完全超过。939年国立院校参加统一招生的22个单位，其中4个有化学系（属理学院），个有化学工程系（属工学院），4个有农业化学系（属农学院），个有理化系（属师范学院），陈光旭主编“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中国化学五十年》，科学出版社985年版，第327—332页。这样，仅有3所学校没有有关的系科。这一届共录取新生537人，化学专业的有39人，比例已是相当大了。

以前各大学的化学教授多半是由外国人担任，到920年代末以后，这种现象逐渐消失，国内的化学教授不但全由中国人担任，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在国内外颇有成就的化学家，例如935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位教授即张子高（88—97）、高崇熙（90—952）、萨本铁（900—987）、黄子卿（900—982）、李运华、张大煜（905—989），都是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的。而在专攻化学的留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937年在北美和加拿大的留学生共58人，其中化学专业的45人，化工专业40人，生物化学专业3人，农业化学人，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受欧美的影响是很大、很深的。在化学设备方面，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校设备费不得少于经常费用的若干成。在专科以上的学校中，实际所用的各项设备费往往超过规定数。各地大学的化学设备不仅可供教学使用，而且研究工作也藉此得以开展。不过，尽管国内已有不少部门可以生产化学设备，但大学里专门化学课程所需的各种器材仍不能自给，多半是由外国进口。

二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化学教科书几乎全部是西文原著，只有一二种普通化学教材是中国自行编辑出版的。后来，原著减少了，但化学教材仍大半都是译著，除此之外，张江树（898—989）等自编了部分教材，其中有《理论化学》、《土壤化学分析法》、《定量化学分析》、《化学史话》、《国防化学补充教材》等。这些书籍是在化学学科内容基础上，根据作者教学经验和中国学生特点编写的，当然是很有益的尝试。940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专门编辑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但多数使用外国教材的现象仍没有多大改变。不过，采用国外较高的教材，对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专科以上的各种学校，除了担负着教学任务以外，还是从事化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很多教师在授课之余进行各项研究。929年，教育部规定大学四年级学生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促使学生在毕业之前能够接受一些研究工作的训练，实际上很多学生在教授指导下经常有论文发表，其中不少很有价值。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进行研究的地方。但除北大、清华的化学研究所外，其他大学还没有条件成立研究院。尽管早在97年东吴大学就授予了两位化学硕士，后来又另授了两位，可实际上它并没有详细的研究所组织规程。93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及学位授予法，在化学师资和设备较为充实的大学里先后成立了化学研究部，以培养化学专门人才。到三十年代末，已设有研究部的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7校，另外浙江大学有化学工程研究部，四川大学有理化研究部。这些研究部的建立，为化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在国内深造创造了良好条件，孙承谔（9—99）、张青莲（908—）、马祖圣（9—）等人就是三十年代国内培养的研究生。

虽然癸卯学制中对中国的大学课程作了规定，但二十年代以后，各校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