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在指责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的同时把茅盾说成是“不长进的所谓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么文学作品究竟能不能描写小资产阶级呢?描写小资产阶级是否违背了无产阶级艺术的要求呢?描写对象与服务对象的问题便成为这场论争的焦点之一。茅盾写了《从牯岭到东京》指出如何对待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文学的重要课题。创造社和太阳社从政治思想上否定小资产阶级把他们看成“落伍者”甚至“反动者”把他们从革命军中或同盟军中开除出去视为革命的对立面显然是错误的。茅盾一方面肯定革命文学描写穷苦大众是对的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
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是这次论争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如果按照“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去演绎和图解生活势必产生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只有深入生活认识生活才能正确反映生活。茅盾认为文艺的创造者必须与实际生活建立“极密切的关系”掌握文艺的特殊规律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将来的伟大作品之产生不能不根据三个条件:正确的观念充实的生活和纯熟的技术然而最最主要的还是充实的生活。”1茅盾的这些论文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展。
193o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在中国的领导下以鲁迅为盟主“左联”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领导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伟大的篇章。
茅盾于是年4月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在创作2《我走过的道路》。
1《关于创作》。
上力图开辟新的途径先是写了《豹子头林冲》、《三人行》两个中篇。他努力克服早期创作中的缺点与不足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社会进行缜密的严肃的观察终于在1931至1932年间写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巨著《子夜》。
《子夜》涉及的故事情节仅仅是193o年5至7月两个月的社会现实。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子夜。展现了在这黑暗的年代里极其复杂尖锐的社会关系与阶级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等等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广阔而真实的时代画卷不仅概括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都市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预见了革命展的必然趋势。《子夜》的问世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伟大收获也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子夜》是三十年代都市文学的成功之作。但茅盾的注意力不仅投向都市也十分关注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下的农村。《春蚕》、《秋收》、《残冬》组成的“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多角关系》等中长篇共同构成“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共同组成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广阔的横断面。
茅盾在三十年代仍继续他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就已颇有建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工作并且逐渐形成自身很有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茅盾的文学批评理论不仅要求文学作品具有巨大的历史内容、时代内容而且要具有相应的思想深度。历史涵量与思想深度的结合成为他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又一特色。从五四落潮以后茅盾就在思考着如何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心的跳动”如何反映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以后的人们的心理状况。茅盾敏锐地看到有些作家随着五四的落潮而落伍了、停滞了这便是文学史上的“庐隐的停滞”的论断。这一论断是茅盾提出的不仅道出了对女作家庐隐的万般惋惜而且总结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创作现象。
茅盾的一生不仅以一个热情的作家身份参与了新文学的进程而且以一个冷峻的批评家的身份推动了新文学的进程。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章尤其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在他的全部文论中占了很大比重。在“左联”时期他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达到了极为圆熟深刻的境地。他是新文学的文艺批评的开创者。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后41岁的茅盾带着一颗苍凉而沉重的心由上海赴长沙转武汉后去广州编辑《文艺阵地》后赴香港为《立报》编副刊《言林》。此后曾应杜重远之约去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重返内地时路经延安为鲁艺讲学。当他从延安回重庆不久皖南事变生他又离渝第二次赴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香港沦陷。
在香港茅盾是敌伪眼中较大的目标之一随时都有身陷囹圄的危险。
为了从香港抢救出进步的文化人和知名人士命令东江游击队配合港九地下党组织护送茅盾、邹韬奋、何香凝、叶以群等人离开香港。1942年1月茅盾等人辗转抵达桂林。
漫长的八年抗战流亡动乱的生活茅盾始终以一个战士的姿态以文学作武器无情地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揭穿他们反人民的罪恶热情歌颂人民的抗战斗争。他写了《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等长篇剧本《清明前后》短篇《委屈》散文集《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等。其中《腐蚀》、《清明前后》、《白杨礼赞》等是本时期的代表作。
日记体《腐蚀》写于1941年孟夏。在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上以日记的主人女特务赵惠明从失足、懊悔到弃暗投明走上自新之路的挣扎过程为线索尖锐地暴露了蒋介石特务组织的凶残阴险控诉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对青年的摧残与戕害。
如果说《腐蚀》是一纸对国民党特务罪恶的血泪控诉抗战胜利前夕写的剧本《清明前后》则是一份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罪行录。它以当时轰动重庆的黄金案为题材展示了国民党战时都的“无耻、卑劣与罪恶”。评论界一致认为这个剧本是一部有着尖锐而又丰富的现实意义的力作。
作为一个关心祖国命运与人民的斗争休戚相关的作家一方面他那冷隽而锐利的现实主义笔锋直接揭露敌人的罪恶与腐朽;另一方面热情而洒脱地歌颂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