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后倨的态度深深刺伤了他那颗自尊而敏感的心灵。“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话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少年时心灵的余痛可以得知他当时已深切体验到中国封建伦理文化及其所塑造的人格的虚伪和冷酷。而父亲的因医治无效而病故又使少年鲁迅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医学的落后。当时思想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看到中国文化的落后而少年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绝望除了也看到这些对外战争的失败之外更多地来自他当时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他有着独特的少年经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灭亡的危险而中国旧文化的陈腐窳败也已充分显露。于是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少年鲁迅不愿走科举应试的所谓“正路”也不愿学作幕友或商人决心不顾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1898年5月他带上母亲为他筹集的八元川资去南京考入了可以“学洋务”的江南水师学堂。因对学堂的管理和教学感到失望翌年2月又考入也设在南京的江南6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一直学习到19o2年初。在南京将近4年的时间里鲁迅接触到他前所未闻的各种新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他通过阅读严复翻译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对西方正在盛行的作为生物学和历史观的进化论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o2年初鲁迅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官费保送日本留学。他先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其他基础课程。他一面学习一面热情地探求着救国之路。他的献身民族复兴事业的志愿在他19o3年写给同学兼好友许寿裳的一诗《自题小像》中表达得十分明确：“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在日本积极展开活动。鲁迅赞成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并经常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他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启提出的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精神状态的新民说则给予高度重视。他开始认真思考国民性改造问题。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他讨论这样三个问题：（1）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19o3年鲁迅翻译并加以改写的《斯巴达之魂》表于《浙江潮》杂志。这篇歌颂了斯巴达勇士抵抗侵略、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洋溢着激昂的爱国热情。同时或稍后鲁迅还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撰写了介绍科学知识的论文《说鈤》和《中国地质略论》。这些译作和文章显示了他对科学的重视。19o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是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和他的救国思想密切相关的。父亲的不治而死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后来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与先前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加以比较他更加感到中国医学的落后。同时他还从翻译的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因此他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自己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学习到19o6年初一次影片事件又使他决心弃医从文。有一天教师在授课之余为学生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影片。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据说是为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捉住要杀头示众另有一群体格健壮的中国人却在麻木地围观。鲁迅深受震动。他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关键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能够改变精神的他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决定献身于文艺事业。

19o6年6月鲁迅结束了在仙台医专的学业自日本回绍兴奉母命与朱安女士结婚。对于家庭包办的这件婚事鲁迅很不满意。他后来曾对朋友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在绍兴只住了几天就回到东京一面继续学习外文一面从事文学活动。19o7年春他与许寿裳等人计划创办文学期刊《新生》但因支持者的退出而告失败。19o7年底到19o8年底他在刘师培等人主编的《河南》杂志上表了《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未完）等论文标志着他的独立思想的逐步形成。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落后。国民愚昧、怯懦、自私、冷酷、巧滑、重利。振兴民族的根本出路是改变国民精神。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新的国民应当有健全的精神既要不畏强暴又要有博爱之心；既要务实又要有形上之需求；既要有坚强的意志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又要有开阔的胸襟不疾天才尊重先驱。

19o9年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集》第一、第二册先后出版。这里面所收的多是东欧弱小民族和俄国作家的作品主题主要是要求民族独立或抨击反动统治。鲁迅选译这类文学作品考虑的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但《域外集》销售情况很不理想半年内只售出数十册。

从19o6至19o9年鲁迅在东京从事的文学活动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主要原因是当时正处在政治革命的热潮中大部分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变革对于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但鲁迅这一时期的努力却是他后来文学活动的必要准备。

19o9年8月鲁迅因家庭经济上的需要而回国谋职先是在杭州的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