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政治完全是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虽时时发表政论然从来不计及本身我之2张东荪《价值哲学》序，上海世界书局934年版。

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2卷第45期，935年月。2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2卷第45期，935年月。3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序。上海辛垦书店93年版。

好为政论不外乎想抵抗那个要毁灭文化的内外潮流。”为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932年，他与张君劢组织了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对于创立国社党的原因，他后来解释说“至于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忽然和张君劢先生组织国家社会党乃纯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我即相信民主主义，当然是反对一党专政。国民党不许另外有党存在，我们民主主义者便不能不另立一个党，以表明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过如此。”2张东荪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明确提出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又称“科学的民主政治”）“我们对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综合之，成一整个儿的。”同时列举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98条政纲。

此后，张东荪在《再生》、《自由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重要的有《党的问题》、《阶级问题》、《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民主与专政是不相容的么？》、《国民无罪——评国民党的宪政论》、《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等。他虽不赞同的土地革命，但更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中国《八一宣言》发表后，他发表了《评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从拥护政府说起》等文章，赞同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实现国内和平和民族团结，欢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认为《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政策的“转向”。北方局书记以“陶尚行”笔名致函张东荪，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赞同张东荪关于政策“转向”的观点。张东荪随即发表《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的转向》、《关于陶许两封信的感想》，坚持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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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与资本主义、国民党与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著述《知识与文化》一书（194o年最后完稿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2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展与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o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3页。

2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4—5页。

1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周刊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o日。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你们日本军何必来管中国的事因为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问题。”1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6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具“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张东荪出狱半年后开始撰写《思想与社会》一书。“书中所说几乎完全是增补前作《知识与文化》亦可说就是《知识与文化》之续编。或称之为姊妹编亦无不可。”1此书作为“东西文化丛书”之一种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挥”遂著成《理性与民主》于抗战胜利前后完稿194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行。这三本书构成了张东荪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1944年张东荪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从北平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任政治协商会议军事组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本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程度的东西”现在中国所要从事的是“民主之起码的基本条件”；提出了三条解决军队问题的方案：“（甲）寓兵于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备的职业兵；（丙）使军队等于专门学者（即科学家）然于政党以外而给以最优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21946年1月16日他与梁漱溟、张君劢、张澜等9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当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