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代表大会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在国际事务活动中，郭沫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跋涉亚非欧美各洲，对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与各国的联系和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沫若一生先后在日本生活了20年，对日本人民一直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在中华民族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时，他就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觉醒，并大力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他更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95年，他在英文杂志《人民中国》上发表《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反对美日单独媾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952年春，他和宋庆龄一起电邀日本的和平团体参加这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954年，他发表《关于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谈话。次年5月，邀请日本学术会议中国考察团访问中国，开拓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道路。接着，他率领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对日本进行回访，这是战后我国第一个访日团体。93年0月4日，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没有间断加强中日友好的工作，多次陪同周恩来总理，或自己单独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954年，他将抗日战争结束时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留在上海的4万张辞典卡片送还爱知大学，使这个学校的《华日大辞典》得以出版。他把自己在须和田的藏书300多册，赠送给日本的日中文化研究所。后来，这个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沫若文库，并根据他的建议扩大为亚非图书馆。郭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人民对他促进中日友好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友人为他在日本生活过的四个地方建立了诗碑，以作纪念。

郭沫若长期领导我国科学文教工作，在团结科学家、调整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开展各项科研活动、制定办学方针、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参与制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特别重视文物考古事业的建设，积极组建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大力倡导和文物考古工作干部的培训，并孜孜不倦带头从事古籍整理、考古研究，使我国文物考古工作日新月异地发展。郭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主张中国文字拼音化。他建议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他主张书籍报刊文字改为左起横排。95年月日，《人民日报》改为横排，带动了全国出版行业的改革。

郭沫若一直关心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并不间断地从事自己的创作活动。作为全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他发表的许多文章、谈话，都被认为是我国文艺运动的指导性言论。这些文章大多收在《雄鸡集》里。这个时期他写的诗很多，编成集子的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和977年编定的《沫若词选》。他逝世后，于立群又将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诗文编为《东风第一枝》出版。据粗略统计，郭沫若建国后写的诗有900多首，比他在解放前写的多了将近一倍。此外，郭沫若继续创作历史剧、撰写史学论著，为新中国建设服务。959年和90年，为了替曹操和武则天翻案，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要求写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个剧本。93年，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光复台湾300周年，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这时期他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奴隶制时代》。97年0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对“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把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干部，指向周总理的罪恶阴谋，早就有所察觉。他拒绝写为“四人帮”吹捧的文章，为此，受到了“四人帮”的围攻。97年月8日，周总理逝世，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带病去向总理遗体告别，并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9月9日，的逝世，给了他又一个沉重打击。当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创作了“大快人心事”的诗词，并带病参加了首都人民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他还抱病出席了科学大会的开幕式，并预言中国科技春天的到来。978年月2日下午，郭沫若与世长辞，终年8岁。

第四十三章邹韬奋邹韬奋，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祖籍江西余江沙塘村。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这就是他改名的意义。”895年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邹韬奋生于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900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邹韬奋刚满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梦想。9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开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92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