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由北平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理论》（937年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和《答乡村建设批判》（94年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等著作的写作。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发乡村建设的意义。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只有“村治”或“乡村建设”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成为中国文化出路的唯一选择。从该书对中西文化的总体认识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实际上它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运用，在有的方面显然更为保守。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主张在复兴儒家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这时他却认为中国人不能运用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时的现象，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的。

《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是梁漱溟正面阐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著作。全书分为甲、乙两部分，甲部“认识问题”，主要谈的是乡村建设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乙部“解决问题”，具体论述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方法以及乡村建设在解决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该书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具体说来，中国本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自西洋风气传入后，旧的社会构造被破坏了，但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社会的道路。“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这就是文化失调，就是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文化失调”论，可以说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既然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就是“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那末，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即“中国固有精神与梁漱溟《回忆乡村建设》，见《忆往谈旧录》，第2页。

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新的礼俗”。“此沟通调和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梁漱溟寻找到的这一“沟通调和点”，就是乡村政权机关与教育机关合而为一的“乡农学校”。

935年4月，新知书店出版了千家驹、李紫翔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论文集。此论文集对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全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梁在山东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批判。梁漱溟的《答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就是对这些批判意见的总答复。

937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后，梁发表《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乡村建设工作者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众密切配合正规军与游击队同日寇作战。他本人则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成立时，梁又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938年初，他曾只身前往延安与领导人会谈。939年初，又赴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视察抗战情况。

939年0月，为了形成界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更有力地调停国共两党争端，梁漱溟同沈钧儒、黄炎培、张澜、左舜生、李璜、曾琦、罗隆基、章伯钧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月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说明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动机及该会的性质。蒋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仅大肆，而且对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

为调解国共之间的关系，力争中间党派的生存和发展，940年2月下旬，梁漱溟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讨论时局，以为“广大中间人士如吾侪者，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并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94年3月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及同盟简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梁漱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后受同盟委托，梁漱溟前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年9月8日，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0月日，《光明报》发表梁漱溟起草的社论，宣布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要“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同盟的公开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注意，对之热情。《解放日报》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该同盟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而奋斗，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并祝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

94年2月香港被日军攻占后，梁漱溟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撤回到国内。自942年起，他在广西一面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面从事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活动。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并任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

94年月0日，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的有关规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梁漱溟是民盟出席会议的9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他与其他民主爱国人士一道，主张和平民主建国，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94年5月初，他出任民盟秘书长，积极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为国内和平奔走尽力。7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发表谈话，愤怒地指出“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却无法退出了”。“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8月日，梁漱溟偕同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自重庆飞抵昆明，调查李、闻被刺真相，2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