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大革命之中，坚决地为维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而努力。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十分愤慨，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部分右派分子极力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925年月，右派分子集会于北京西山，公然进行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和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面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宋庆龄挺身而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人，予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92年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她发表演说，号召革命党人要团结奋斗，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政治立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92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同年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北迁武汉。2月，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人到达武汉。在武汉，她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委员，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参与了中央重大方针的决策；她与何香凝一起，组织了红十字会，开展慰问伤兵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她还为当地妇女创办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正当革命迅猛发展之时，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革命志士的行径无比愤恨。4月22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蟊贼”。当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然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坚决反对，拒绝参加他们的“分共”会议，并于7月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同流合污。她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未竟宿愿，于927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出访苏联。行前，她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她忠于孙中山的坚定信念，指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并声明，她这次访问莫斯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并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访苏期间，她发表一系列宣言、声明与文章，表明她继续革命的决心。
929年5月，宋庆龄在苏联住了将近两年后，经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不久，又赴德、法等国旅行。在此前后，她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927年2月、929年8月，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她先后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93年7月，母亲倪桂珍病逝于青岛，宋庆龄结束在欧洲的旅行回国参加葬礼。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民主运动之中。同年2月9日，她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翌年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宋庆龄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的抗战，称“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与杨铨、何香凝等人创办了一个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常到病房慰问抗日将士。932年2月，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主席。该同盟把保障民众正当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934年，她与何香凝等779人联名发表了由中国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并强烈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935年，中国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宋庆龄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率先响应。此后，她为实现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93年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时称“七君子”）。宋庆龄随即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为了营救七君子，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她曾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93年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主张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她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3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议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