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的翻译，由此他多次会见列宁、托洛茨基等苏俄领导人。他还忍着疾病的折磨，顽强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并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922年月，出席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翻译工作。2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923年月秋白回到北京，此后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不久离京赴沪，担任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参加另两个机关刊物《前锋》和《向导》的编辑工作。923年月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那时，《国际歌》已有三种中文译词，但都不便吟唱，秋白一边弹唱，一边翻译，苦心斟酌，始将《国际歌》成功地译了出来。同期《新青年》季刊还发表有秋白所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该文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随后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秋白又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秋白在上述三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译作，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探讨和总结中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如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宣传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以及武装工农群众的思想。他还在文章中批驳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吴稚晖、戴季陶等人，逐步成为早期最卓越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923年月至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达00多万字。
923年月，秋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三大，并为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三大和925年月召开的四大上，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三大后，秋白投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出席了924年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文稿翻译）。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23年夏，秋白到上海大学任教，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课程。月，他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批判了当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玄学派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和所谓科学派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及胡适的实用主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观点。925年，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等领导了五卅爱国运动。月4日，中央第一个日报《热血日报》创刊，秋白担任主编。他在报上先后发表数十篇社论和短文，分析形势，提出对策，指导革命运动的进行。其中《谁是敌谁是友？》一文，尖锐地提出“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的问题，要人们抛弃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热血日报》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出完24期后被租界捕房查封。其后，秋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等，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五卅运动前后，秋白还积极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右派逆流的斗争。他所写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章，对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歪曲三民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观点，给以狠狠一击。
92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农民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秋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8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演，强调了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不与农民结成联盟，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取得胜利。秋白还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耕地农有、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参加政权、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927年春北伐革命达到，农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农民运动遭到反动派的疯狂攻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也认为农运“过火”。3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农民运动。这个报告曾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上全文连载，但在中央机关刊《向导》上刊登时，只刊出了一部分便被停发。秋白读了毛的文章，深表赞同，他将毛文易名《湖南农民革命》，改出单行本，并于4月日深夜为毛文写序，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革命任务，于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秋白将他几个月前写成的长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发给每个代表。文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作了详细分析，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和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系统地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文章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做“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但是，文章在批判割裂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的“二次革命”观点的同时，却犯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将“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
五大未能起到挽救中国革命的作用。五大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发展，武汉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亦走上公开的道路，终于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在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秋白参加了南昌暴动的决策，主持了八七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报告提出要燃起农民暴动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并“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