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行了百余年的桐城派散文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年，已进入了其发展的最后时期，也可称为终结期。这时期的桐城古文以曾国藩为中兴领袖，因为曾是湖南湘乡人，所以又有“湘乡派”之称。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是他的四大弟子；李元度、郭嵩焘、林纾、马其昶、姚永概等都是这一派的作者。

曾国藩为文推崇姚鼐，论文于义理、考证、辞章之外，还强调“经济”，即以封建之理，维护封建统治之用。著有《曾文正公诗文集》，所编《经史百家杂钞》、《十人家诗钞》流传极广。散文《欧阳生文集序》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派作家维护封建的皇权统治，与上层统治集团有密切联系。但是在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爱国的思想感情。有的还主张变法图强，反对投降媚外。

张裕钊（823—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他主持过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著有《张廉卿先生文集》。他主张散文创作要“雅健”而不失“自然之趣”，要求“意”、“辞”、“全”、“法”的统一，而以“意”为主。他的散文如《送吴筱轩军门序》，揭露了清统治集团误国，充溢着反帝爱国的感情。《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是为黎庶昌出使欧洲时所写的赠序，文章中心强调一个“变”字，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以加强国防，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文章写得情深意切。他的《答吴挚甫书》、《答刘生书》和《北山独游记》、《游虞山记》等写景文章，都是比较能代表作者思想与写作风格的作品，表现了张氏散文长于议论，写景雅洁平实的特点。

薛福成（838—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著有《庸庵全集》。薛曾为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曾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他称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还认为“工商业之不振，则中国终不可富，不可以强”。他的《筹洋刍议》十四篇，从内政、外交、军事、工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变法图强主张。薛福成的文章“演迆平易，曲尽事理，尤长于论事记载”。他的名篇《观巴黎油画记》简练生动，将画中所描绘的普法交战中的具体细节与环境气氛真实地描述下来，使人有如置身于战场的艺术感受。

吴汝纶（840—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长期充任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曾国藩、李鸿章二人的奏疏多出吴汝纶之手。曾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其为教，一主乎文，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窳败不可复用。’其勤勤导诱后生，常以是为说”2。光绪二十四年（898）京师大学堂创立，吴被奏荐为五品卿衔总教务，未就任，即赴日本考察学制。归国后不久病卒。吴氏在当时文化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著作有《桐城吴先生全书》。吴汝纶的散文长于议论，说理周详，行文平质老练。

林纾（852—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八年举人。曾渡海游台湾，后客居杭州。主讲东城讲舍。入京后，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活动。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人物。长于古文，能诗词，善绘画，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方面成就也很卓著，影响很大。他的著作有《畏庐文集》、《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畏庐琐记》、《畏庐漫录》以及《官场新现形记》、《冤海灵光》、《劫外昙花》、《剑胆录》、《京华碧血录》等，还有传奇数种。

林纾的散文精通流丽，《清史稿》本传说“其论文主意境、识度、气势、神韵，而忌率袭庸怪，文必己出。”“尤善叙悲，音吐凄便，令人不忍卒读。”他的文章如《湖之鱼》，由观鱼喋食有所悟，对追逐名利之徒，进行告诫。语言简朴，寓意深远。又如《湖心泛月记》，写月夜泛舟西湖，月色、雾霭、船火、箫声，绘成一幅凄婉美丽的画图，极有情趣，颇有诗的意境。

桐城古文之外，还有一种主张写作回复到六朝文体的骈文运动。王闿运是这一派的代表。

王闿运（883—9），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曾入曾国藩幕府，后在四川、湖南、江西等地讲学。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卫衔。辛亥革命后，《清史稿》卷44《薛福成》。

2《清史稿》卷48《吴汝纶》。

任清史馆馆长。他的诗文在形式上主要模拟汉魏六朝，为近代拟古派所推崇。著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文集》，并编有《八代诗选》。后门人将著作辑为《湘绮楼全集》。《嘲哈密瓜赋》、《吊朱生文》是其代表作。文章虽是汉魏时的风格，可是绝无因袭的痕迹。他的碑志文，如《张祖同妻周氏墓志》，写景文字如《秋醒词序》等，都是从六朝文变化出来的。清末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歌创作流派，是以程恩泽（785—837）、祁寯藻（793—8）为代表，经曾国藩大力提倡的“宋诗运动”。所谓宋诗运动，并不是专门以模仿宋诗为标帜，而是作为模仿汉魏六朝盛唐诗派的反对者而出现的一种诗坛风尚。他们以杜、韩、苏、黄为模仿对象，是正统诗坛拟古主义的发展。程恩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考据家。他写诗“初好温李，年长学富，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祁寯藻则主张写诗要有“性情”、“学识”，认为无论诗人“穷通显晦”，总要“温柔敦厚”。他学诗主要学韩，偶尔也学杜、学白，但是大都是形式与语言上的模拟。曾国藩写诗尊杜，尤尊黄山谷。在他的影响下，宋诗运动更为开展。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江湜等皆是这一诗派的著名诗人。何绍基（799—873）写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2，作品多是书画题跋、山水景物的描写和官场应酬之作。郑珍（80—84），诗歌主要学韩，作品也大多以山水风情和抒发个人感慨为主，晚年转而学杜，写了一些较有现实内容的作品。莫友芝（8—87），诗风虽与郑珍相近似，但内容却不如郑珍诗歌充实富有生气。

“宋诗运动”到同治、光绪年间，成为正统诗坛上的一大潮流。当时，这一派诗被称为“同光体”。所谓“同光体”，是指同治、光绪以来一班不墨守盛唐，参加“宋诗运动”的诗人的诗。这派诗歌的代表作家是陈三立、陈衍、郑孝胥、沈曾植等。姚鹓雏评近代诗派说“若同光体诗，海藏（郑孝胥）、石遗（陈衍）之伦，与义宁公子（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出入南北宋，标举山谷、荆公、后山、宛陵、简斋，以为宗尚。枯涩深微，包举万象。”

陈三立（852—93），字伯严，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光绪二十一年（895），其父陈宝箴为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