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店推销外货时称华洋杂货店是近代百货业之始。因为棉布进口增加迅跃居进口货之约从道光三十年（185o）起出现专销进口棉布的第一家洋布店到咸丰八年（1858）增到15家并且建立“振华堂洋布公所”。同治元年（1862）曾从事舢舨业的小贩叶澄衷开设志顺记五金号成为上海第一家五金店。后展成新式五金行业。到甲午战争后五金店多达57家。此外还有西药、颜料、呢绒业等。除上海外其他批开放的口岸也都有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如广州开设洋货店户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达2oo家以上；厦门在开埠后不到1年就有不少人开设行店专同外商做买卖；福州仅与怡和洋行有购销关系的茶行就有11家。

新兴商业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商业。如上海旧式土布店购销双方的对象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时的商业资本在交换的两极间起中介作用。新式洋布店则不同它们购买外国棉纺织厂生产的商品并主要销向中国的城市消费者这样商业资本已经同外国产业资本生密切的联系。再如上海五金商店交换的一极是进口外国机制五金材料的洋行另一极是工矿交通企业。商业资本也部分地服务于外国产业资本。当然这些资本主义的近代商业仍保存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性质处于自身展的初期转化过程中。

3.商业与产业的联系逐渐密切。

鸦片战争以后有不少中国商人在外国在华企业中搭股。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贸易中心和其他通商口岸的大小型企业而且占很大比重不少外资企业的华股占4o％琼记洋行、旗昌轮船公司和上海自来水公司的华股在5o％以上怡和丝厂的华股甚至过8o％。华商在外资企业的搭股资本累计在56oo万元以上。中法战争后华商的搭股活动达到狂热程度在已查明的47个搭股华商大股东中最多的是洋行买办共28人占59.6％；其次是丝、茶、洋布等行业的商人14人占29.8％；其余5人是官绅占1o.8％。这些股东涉及外资各行业。

商人资本支配生产的范围也有扩大。鸦片战争前包买商和手工工场主要稀疏地存在于井盐、丝织、造纸、制茶等行业中。鸦片战争后这些行业中的大作坊和手工工场大都继续存在生产各有增长。到中法战争前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市场的扩大和手工业商品的展手工产品出口有增长趋势商人进一步支配这些出口商品的生产除成为包买商之外也有投资于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如广州、上海、福州等地不少茶商投资经营土庄茶栈设厂进行加工制作。

鸦片战争后就有商人投资近代企业。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中国出现的1oo多个近代企业大都有商人投资。这些商人中有封建社会原有的商人如盐商、钱庄老板等他们把原有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还有鸦片战争后新兴的商人主要是经营纱布、煤油、五金等进口货及贩卖鸦片的商人。

尽管这种联系程度和展都是微弱的、缓慢的但是它从侧面反映了进入近代后中国商品经济有了某种程度的展。

4.商业行会的重建。

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864—1894）我国1o省24个城市有1o7个商业行会其中新行会过5o％以上。行会的组织形式也日趋普遍分帮分业愈来愈细1o7个行会中包括67种行业的商帮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商业的主要行业。这些行会还加强内部管理以巩固其垄断地位。

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商业行会的地位和作用生了相应变化。先官府利用行会包办税捐和管理城市商人商业行会为寻求封建统治的保护日益成为维护封建势力的工具；但是封建官府的苛重厘捐以及收税胥吏的额外勒索又导致行会的不满和反抗行会势力和封建统治势力之间又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次为推销进口货物和收购出口国货洋行商人和中国行会商人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依赖；但是为了垄断和控制市场争夺利润行会商人和洋行商人之间又有深刻的矛盾。最后在中国资本主义新式工业兴起过程中行会势力也曾对它进行了种种阻挠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商业行会处于同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既联系又有矛盾的地位反映出社会变化引起商业活动的一系列变化同时商业的近代化展更要求冲破内外阻力寻找适应自己的新的、先进的组织形式。

买办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剥削网的逐步形成1.鸦片战争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增长。

鸦片战争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侵略势力伸向各通商口岸并逐渐控制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城市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使外国商品深入内地。外国银行纷纷在上海建立而且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控制中国原有的钱庄等金融机构。从此一个买办性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网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第一钱庄的买办化。同治朝末年以后外国银行接受钱庄庄票作为抵押向钱庄进行信用放款成为经常而大量的现象。这是钱庄买办化的开始。钱庄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信用便利则是买办化的进一步展。钱庄既协助洋货内销又协助外国侵略势力搜购土产。如光绪七年（1881）福州茶区由外商向茶贩贷出的预购款项只占贷款总额的1o％其余9o％的贷款绝大部分来自钱庄。

第二买办职能范围的逐渐扩大。同治朝末年以后外国侵略者对华贸易急增长买办的职能范围也从媒介、经纪、代理等一般性职能扩大到经销与承购、包购与包销买办本身也由此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是洋行雇来媒介生意的雇员而且是对洋行做生意的独立商人。买办要向洋行承担并保证全部购销的职责洋行则承诺不轻易把购销任务许给他人的义务。通过包销包购买办的商业活动获得洋行的进一步支持买办商人的势力扩大了洋行业务同时得到买办的进一步保证二者的利益相连勾结更加紧密。

第三更多华商的买办化。随着买办职能的扩大更多的华商进入买办的控制范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