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来有些学者以为当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郭羊林、陈绍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期及其结构》见《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态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o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16年是其“展阶段”；从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和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