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封建的垄断机构。

十三行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有限度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和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鸦片战争前进口的洋货中珠宝、毛呢和玩物之类占了极大比重而出口货中则以丝、茶和瓷器等大宗商品为主。因此清朝统治者所需的外贸机构是由政府控制的、独揽中外交易的行商组织这就赋予了十三行以封建性。充当行商需要政府批准总商由政府指定。行商除了垄断贸易、承保税饷、管束外商、取缔运入的违禁货物等任务外还要承担外商与政府间的文书传递甚至陪审中外涉讼案件在外事工作中代表着政府。这就使他们具有不同于一般牙行的亦官亦商的双重性格。此外行商中多数人自身就是商人地主。总理洋行数十年的怡和行伍氏家族通过捐纳钻营同朝廷和地方官员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获得大量官衔、官职。他把相当部分商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性地租剥削。伍家不仅和同文行的潘家一样在福建有巨大的地产而且还开设了银号数家进行高利贷剥削。这些都增强了行商资本的封建性同时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十三行与清皇朝在经济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粤海关的税收是庞大的而十三行则是粤海关征税的总枢纽。粤海关所征收的税饷有百分之九十是经行商承保输纳的。十三行经手的这些税款主要是为清皇朝以及皇室的财政开支服务的。据统计道光十九年一年粤海关共征银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八两。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和留在粤海关作费用的一共才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九十四解往户部和内务府。另外十三行历年交给清政府、皇室和各级官吏的捐输、报效和贡银数量也十分巨大。

1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页15—16。

十三行商通过政府特许的垄断外贸特权和从外商、行外商人中搜刮掠夺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关于行商对外商的剥削问题据《中西纪事》记述：“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日增”；又称：“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奸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1。十三行商中家财最多而又最有势力的数伍、潘两家。道光十四年（1834）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同文行的潘启官被法国杂志描绘为“财产比一个国王的地产更富”大约有一亿法郎巨款每年消费达三百万法郎。行商中的多数都是园宅华丽生活奢侈的。据外商记载行商潘氏“有妻妾五十婢仆八十园丁役夫三十”。“彼之家园内穷奢极侈以云石为地以金、银、珠、玉、檀香为壁。在妇女闺房之外即有广大能容纳百名丑角之剧场故妇人时时不难得有娱乐。又有九层高之宝塔以大理石及檀香为壁砌成。其余珍禽宝木美不胜收。”2行商依赖官府但又与清朝统治者有矛盾。清朝统治者对行商的掠夺和压迫是造成大多数行商破产的极重要原因。

清朝统治者给行商以外贸特权主要是想从他们身上取得更多的钱财。

行商的封建负担最经常性的是每年都要采办贡品和例进“常贡”银两乾隆年间开始每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要向皇帝进献大批价值昂贵的各种珠宝珍玩如钟表、镶嵌挂屏、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玻璃镜、千里镜、日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委托”行商采办价值亦由行商“赔垫”。乾隆皇帝也承认：“从前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洋行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商人遂形苦累”3。行商贡银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每年为五万五千两至嘉庆六年（18o1年）粤海关监督佶山为讨好皇帝拟“加增九万五千两共成十五万之数”1。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皇朝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十分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捐输三十万两；嘉庆六年华北水灾初令各洋行捐输二十五万两随即又令同文行潘致祥独捐三十万两；河南河工嘉庆十六年和二十五年行商每年捐献了六十万两。

此外保商制度也常给行商造成赔累。行商承保的外舶如有偷税漏税则由行商按五十倍到一百倍的数额罚出充公。同时一行破产其他行商也要共同偿清其欠课和债务这种赔累给行商增加的负担十分沉重。行商蔡世文1夏燮：《中西纪事》卷3页2、6。

2威廉·亨德《旧中国杂记》页78—82。

3《粤海关志》卷25《行商》页8。

1《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页4。

就是因赔累过甚而自杀的。

行商还要常受广东地方官吏的剥削勒索。承充行商常常要交贿赂四万至二十万两白银而承充以后官吏更进行无穷的勒索。道光十二年（1832）刚承充的福顺行商王大同在尚未有与外商作任何交易以前其财产已为粤海关借口勒索费用及官厅开支所全部剥夺其本人也被以负款的罪名监禁起来。

行商因拖欠税饷、所保外商违法或行商本人违禁向外商借款和拖欠外商债务等原因被政府逮捕下狱、鞭鞑甚至抄家和配到新疆伊犁充军的事几乎年年生。这更是清政府对行商的残酷的政治压迫。

因此长期以来“公行成员的资格并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权利却被看作是一种负担。中国政府招致商人参加公行时往往遇到极大的困难”。“破产的事情是常常生幸而未破产的也总是想法使自己能够尽早好好地退出公行”1。但要退商是十分之困难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据外国人记载总商伍浩官“在181o年；1826年和1832年都想告退但是他一直干到他1843年逝世为止”2。清统治者的重压政策极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展。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几乎所有行商都面临着倒闭歇业的危机。18世纪后期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挟厚资而来扩张贸易的时候十三行商在与西方商人的较量中被打败了。这先表现在贸易的主动权